然而在日本和韩国的史书里记载的这次隋军出征的人数却与中国史书记载的相差甚远。据《日本书纪》卷22推古天皇廿六年秋八月条记载“高丽遣使贡方物，因以言：隋炀帝兴卅万众攻我，返之，为我破。”此是高句丽使者对日本朝廷所言，当然不会隐讳甚至还有夸大以显自己强大的可能。同样在韩国史籍《三国遗事》卷3《兴法第三·宝藏奉老普德移庵》引《高丽古记》云：“隋炀帝以太业八年壬申，领三十万兵，渡海来征，十年甲戌十月，高丽王上表乞降。”卷4《义解第五－圆光西学》记载：“此时高丽、常侵边鄙，王甚患之．欲请兵于隋，请法师作乞兵表。皇帝见，以三十万兵亲征高丽。”圆光作乞兵(师)表，《三国史记》将其系于新罗真平王三十年，即隋大业四年。据日本以及韩国的史书记载，杨广派出征讨高句丽的只有三十万人，它与中国史料记载的人数相差太远，简直不是同一件事。然而哪个记载更接近事实呢？
对于中国史书一贯采用涂改与抹黑杨广的作风，我还是更加相信外国史书所记载的。其实对于《资治通鉴》所记载杨广的这次出兵兵力的规模和安排的记述，本身就矛盾颇多，让人生疑。
其一、日遣一军，四十日发完，当有四十军，但实际左右十二军家御营六军只有三十军；其二，在《资治通鉴》的后文中记载九军渡辽进攻平壤时是九个军共三十五万人，则每军将近34000人，如果是司马光记载的四十军的话则大军人数就有130多万与11多万还是差几十万，再者后文提到的进攻平壤的九军三十五万人还至辽东城唯2700人，按照这种说法可以很明确的说九个军没有一个军的部队保全了，但后文却明又说卫文升一军独全，即使其余八军全军覆没．也不应只剩2700人，何况“萨水之败，高丽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世雄奋击，破之”，“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高丽，却之”，即隋军在战场上并非一败涂地，由此可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关于这场战争人数的记载自相矛盾，这就让人不能不质疑其真实性。相对于韩国史书记载的杨广只是出兵三十万来看就更让人信服，想想高句丽使节在出使应该算是敌国的日本时，对于自己打败的隋军人数肯定是有多大就说多大，甚至扩大来在日本人面前显现自己的强大，所以说连高句丽史书的记载的三十万都有可能有一定的水分的。
其实就按《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再根据当时隋朝军队的建制来分析就能发现出征高句丽根本没有百万之多。隋朝当时全国究竟有多少军队，史籍没有记载无从得知。但是隋朝时，军队主要是府兵，而府兵发展最盛时是唐初，其时也只有六十余万，唐承隋制，隋朝府兵当不比唐朝盛时多，充其量六十万左右矣。虽然杨广东征高句丽前还有大量的募兵，但募兵只是临时招募的。数量应该不可能很多，即使兵募数量达到府兵数量，全国兵力也才百余万矣。隋朝国土广大军队还要防守边疆、镇抚地方，尤其是京城长安以及东都洛阳需要重兵把守;再者在杨广东征高句丽时已与**新可汗启民可汗的儿子咄吉始毕可汗已有间隙且高句丽与**有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杨广需要兵力防守**在他征高丽时插一足；因而杨广东征高句丽之兵决不可能有百万之多。
那么这次杨广究竟出兵多少呢？据大业八年的诏书，大军既有左右二十四军，又有御营，还有水军。《隋书》卷37《李浑传》记载李敏夫人宇文氏按其兄宇文述之意诬告李浑与李敏对话说“若复渡辽。吾与汝必为大将，每军二万余兵，固以五万人矣”，据此则推测出隋朝时每军建制接近二万五千人，按此标准计算，二十四军当有五十至六十万人；至于杨广的御营人数多少，标准难定，《资治通鉴》说御营分为六军，即使按上述标准计算，也只有十二至十五万人；水军数目，来护儿曾率“精甲四万”进攻平壤，败归时，周法尚整阵接应，吓退高旬丽追兵，这表明留守船舶的周法尚也有相当的实力，即使也按四万人计算，水军也只有八万人；随征的少数民族的军队究竟多少，今已难考，所知者则有处罗可汗的五百骑，靺鞨度地稽所部，人数相当当很有限。按此分析，尽可能低放大出征军队建制的人数应该首次东征高句丽的的军队充其量也只有八十余万，这与一百一十三万余相差三十万余万。再按照大业三年（607），杨广北巡**时率甲士五十万来看，杨广这次出兵的人人数也应该是自己出巡的护甲士五十万左右加上像父亲杨坚出兵攻伐高句丽时的三十左右万即共八十万的样子。而且只有三十来万军队是用来作为攻打高句丽的主力，否则杨广就不会在突击进入平壤30余万主力军队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无奈回国，如果有更多的参战军队的话杨广就会继续下去而就没有了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出征了。再者前文就提到韩国的史书记载杨广是出兵三十万攻打他们的。
这样杨广这次的实际出兵数量以及脉络就清晰了，至于《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人数，我认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一是混淆了杨广招降宣传和实际军事打击所用军队数目的差别，二是我一贯认为的传统史学家对于杨广的错误总是有夸大涂改的嫌疑，因为后来的李世民出征高句丽是也有五十万左右且失败了，在唐人的史笔下杨广失败的军队肯定要比他们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