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献给所有被抛弃的人——每一个曾被迷惑、被边缘化、被压制无法表达自我、遭遇挫败，并且遭遇不公指控的人，以及那些无法得到爱的人。在距宣判qiáng_jiān罪是否成立以及具体刑期还有六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全国各地和不同的女朋友温存，这是我向她们告别的方式。不和她们在一起时，我都在躲避着那些想占我便宜的女人。无论去哪儿，总有女人过来对我说：“来吧，我不会说你qiáng_jiān了我。跟我来，我会让你把过程录下来的。”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她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没干那事儿。”但在那时，我却不是这么想的。我会用粗鲁的方式愤怒地回应那些女人。尽管她们说，她们出于支持我的态度才会说出那种话，但我却处于极端痛苦之中，我没法明白她们的意思。那时，我是一个无知、狂躁而又苦恼的家伙，我很不成熟。不过，我的一些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才二十五岁，却要因为“莫须有”的“罪行”，而面临六十年的牢狱之灾。在这里，我要重复我在大陪审团前、在审判过程中、在刑期宣判时、在提前释放听证会上甚至出狱后也说过的话，而且在我死之前，这些话我还要一直说下去——我没有qiáng_jiān德西蕾·华盛顿。她自己知道，上帝知道。在她剩余的人生里，她都要背负着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我的经纪人唐·金一直向我保证，我能从这些指控中脱身。他对我说，他一直在幕后努力，想办法让这个案子了结。另外，唐·金还聘请了文斯·富勒，他是用钱能请到的最好的律师。巧的是，富勒也是唐·金的税务律师，唐也许还欠着他的钱。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不会得到正义的。我并不是在纽约或洛杉矶受审，而是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历史上，那是三k党的大本营之一。我的案子的主审法官——帕特里夏·吉尔福德曾是一名性犯罪案件检察官，她有一个外号，名叫“绞刑架法官”。一个由“和我类似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认定我有罪，但这个陪审团里只有两个黑人。当陪审员入住的酒店发生了火灾后，法官解除了一个黑人陪审员的陪审义务。吉尔福德让那个黑人陪审员离开的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是啊，他的“精神状态”是他不喜欢法院给他发的吃的东西。在我心里，我没有同伴。我是拳击历史上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像巨人一样有力量。我的拳风狂野，防守无懈可击，对于我的对手来说，我是一个可怕的人。但在审判结束后，我这个自认为万中无一的人也不得不回到法庭，等待确定刑期。但最初，我不能接受，尝试各种方法，企望能避开这场牢狱之灾。从芝加哥来的好哥们儿——卡尔文跟我提到了一个会巫术的女人，她能施下咒语，让我躲开牢狱之灾。“你往罐子里撒泡尿，并往里面放五百美元。接着把罐子放到你的床下三天，然后把罐子拿给她，她会用这个为你祈祷。”卡尔文这样对我说。“所以这个半仙就能把罐子里用尿泡过的钱拿出来，洗干净，然后拿着钱出去买东西？如果有人给你他尿过的几百块钱，你还会在意上面有尿吗？”我问卡尔文。我有挥霍金钱的坏名声，可这么做，就算对我来说都太过头了。后来又有朋友让我跟一个伏都教巫师见面，但他们带来的这个家伙身上穿的却是西装。那家伙看起来甚至都不像杂货店里的那种伏都教信徒。那家伙应该待在沼泽里，他应该穿上花衬衫。我知道那家伙什么都没有，他甚至没准备任何仪式。他就是在纸上写了点扯淡的东西，还想蛊惑我做一些我不会做的狗屁事情。他想让我用一种奇怪的油洗手，然后祈祷，然后再喝掉一种特别的水。但我喝的可是轩尼诗，我才不会用水冲淡轩尼诗的味道。最后，我和一个萨泰里阿教的巫师约好，搞一个莫名其妙的仪式。一天晚上，我们带着一只鸽子和一个鸡蛋去了法庭。当鸽子被放飞时，我把鸡蛋摔在了地上，同时大喊：“我们自由了！”几天后，我穿着灰色的细条纹西服去了法庭。被定罪后，我的辩护团队为我准备了一份宣判前的备忘录。这份文件太厉害了。弗吉尼亚州安古斯塔斯研究院临床部门主任、同时也是全国成年人性犯罪研究顶级专家之一的杰罗姆·米勒医生对我进行了检查，他得出的结论是，我是一个“敏感又体贴的年轻人，我的问题更多的是由发展性缺陷造成的，而非病理性缺陷”。他相信，通过正常的心理治疗，我会有很好的长期预后效果。他断定：“入狱判决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缓这个进程，而且很有可能让情况出现倒退。我强烈建议法庭考虑采用其他兼具威慑性和治疗性的手段。”显然，那些缓刑检察官在准备他们的刑期宣判文件时，在他们的备忘录里省略了最后那段话。他们还很迫切地把控方的观点加入到自己的文件中：“对本次罪行和罪犯本人的评估，让本案的首席调查人员、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性犯罪案件警官做出了以下判断，被告在未来有犯类似罪行的趋势。”我的律师们准备了一份附录，里面是48份有关我品格的证言，做证的什么人都有。从我高中时的校长，到我在纽约上州区时的社工，舒格·雷·罗宾逊的遗孀，以及我的养母卡蜜尔；从我的拳击心理治疗师，到我的六个女朋友，还有她们的母亲，这些人都给出了令人感动的证言，证明我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