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我们跟一个名叫“美洲狮男孩”的团伙有矛盾。那是1976年，我住在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那群人住在我家附近的社区。那段时间我跟拉特兰路帮的一群人混，他们自称“野猫”，是一群住在附近皇冠高地的加勒比人。我们属于一个盗窃团伙，其中几个道上的朋友和“美洲狮男孩”发生了争执，所以我们决定去公园给朋友撑腰。通常我们不带枪，但这次出事的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偷了不少东西：几把手枪，一把点357口径12号的霰弹枪，还有一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带着刺刀的m1步枪。当你闯进别人家时，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于是我们拿着枪走上大街，没人跟我们对视，没有警察出来阻止我们。我们甚至没把大枪装在包里，而是每走一段换个人拿枪。“喂，就是他！”我朋友海蒂安·罗恩说道，“那家伙穿着红色彪马衣服，有红色的小高领。”罗恩认出了我们要找的那个家伙。当我们跑起来时，公园里那一大群人就像摩西分开红海时那样自动把路让了出来。他们这么做很好，因为，“嘭”的一声，我的一个朋友开枪了。听到枪响后，所有人四散逃开。我们继续向前走，我发现有几个“美洲狮男孩”躲到了停在路边的车后面。我手里拿着m1步枪，快速转身后，发现一个大个子家伙拿着手枪对准了我。“你在这儿做什么？”他对我说道，那是我哥哥罗德尼，“快离开这儿。”我继续往前走，最后离开公园回到家里。那一年，我十岁。我一直说，我是家里的坏孩子，但仔细想过后我意识到，在童年的大多数时候，我其实是个听话的孩子。1966年6月30日，我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格林堡的坎伯兰医院。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医院——因为肺有毛病，我经常生病。有一次为了引起关注，我把手指伸进了洗衣粉里，然后又放进了自己的嘴里。他们立刻把我送进了医院。我记得在医院时，我的教母送了一把玩具枪给我，但我立刻就把枪弄坏了。我不是很了解自己的家庭背景。我妈妈洛娜·梅是纽约人，但她却是在南方的弗吉尼亚州出生的。我哥哥有一次去我妈妈长大的地方转了转，回来后他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停拖车的地方。所以说，我真的就是拖车场黑小子。我祖母伯莎和我伯祖母在30年代时曾经给一个白人女士工作过，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白人都不会找黑人为他们工作，伯莎和她妹妹特别感激能得到工作，所以她们都用那个白人女士的名字为自己的女儿命名，也就是洛娜。后来，伯莎用工作挣来的钱送孩子们上了大学。我的拳击基因大概来自我的祖母。我妈妈的表妹洛娜跟我说过，伯莎工作的那个人家的丈夫总会打他的妻子，伯莎不喜欢这样——她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你不许再对她动手。”伯莎对那个丈夫说。那个人把伯莎的话当成笑话，伯莎打了他一拳，将他打倒在了地上。第二天，他看到伯莎时说：“那什么，你今天过得好吗，普莱斯小姐？”他不再打自己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和过去不同的人。所有人都喜欢我妈妈。我出生时，她在曼哈顿女子监狱做看守的同时也在自学，希望将来能做个老师。遇到我爸爸时，她已经上了三年大学。父亲生病了，为此我妈妈不得不放弃学业照顾他。对于一个受过那么好教育的人来说，我妈妈对男人的品味可不怎么样。我不太了解我爸爸的家庭。事实上，我根本不了解我爸爸，不了解那个别人说是我爸爸的人。我的出生证明上写着我爸爸叫珀塞尔·泰森。唯一的问题是，我哥哥、我姐姐和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家伙。别人告诉我们，我们的亲生父亲是“科里”小吉米·科特帕特里克，但他基本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后来我听说了一些传言，说科里其实是个拉皮条的，他靠欺负女人生活。突然间他又说自己是教堂里的执事，我叫他“皮条客神父”。科里偶尔会开车到我们住的地方。他和我妈妈从来不说话，到了就是按按汽车喇叭，我们就会出门见他。我们挤在他的凯迪拉克车里，以为他会开车带我们去康尼岛或布莱顿海滩玩一玩，但他只是开一会儿，然后在我们住的公寓外停车，给我们一点儿钱，亲我姐姐一下，跟我和我哥哥握下手，就这么简单。然后也许要到下一年我才能再见到他。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特伊弗桑特是我住的第一个社区，那时那里还是住满工薪阶层的好地方。所有人都互相认识。每天的生活很普通，但那里的人也不那么安稳。每到周五周六，那里就会变得和拉斯维加斯一样。我妈妈会开一个牌局，邀请她所有的女性朋友参加，其中很多人都是站街女。她会让男朋友艾迪买一箱酒回来，所有人都会没完没了地喝。每玩四局，赢家都得把刚赢的钱给庄家，好让庄家挣钱。我妈妈还会做些鸡翅。我哥哥记得，除了妓女，来我家玩的还有黑帮的人，也有警察。住在这边的人都会来玩。我妈妈攒了一点儿钱后，就开始花钱。她人际关系搞得很好，所以总能把女朋友和不少男人邀请到家里。所有人都会不停地喝酒、喝酒、喝酒。我妈妈不抽大麻，但她的朋友都抽，所以她会给他们提供毒品。我妈妈只抽烟，酷尔100牌的。我妈妈的朋友都是妓女，最少也是那种为了钱会跟男人睡觉的女人。她们的生活水平不高，甚至不到平均水平。出门见男人前，她们会把孩子留在我家。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