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了，大喊着：“萧瑟，你过来吧！”
这一喊，我醒了，满室的阳光，我揉了揉眼睛，一看时间，都快10点了。记忆中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晚起床过，带着负罪感一骨碌爬起来。
去水房刷牙洗脸的时候，碰见余萌拿着牙杯和脸盆从水房出来。
“你也起这么晚啊。”我想起萧瑟窥见的那个男人，再看余萌两只眼睛红肿得厉害，像是哭了很久，脑中念头稍转，还是决定不要直接提那个男人的事情，只是委婉地问，“你的眼睛怎么肿成这样？”
“眼睛痒，用手揉，就揉成这样了。”余萌的嗓音有些嘶哑，“没关系，我已经滴眼药水了。”
她显然没打算对我吐露实情，我也不好探究，只是担忧地望着她。
“童忻，”她又艰涩地开了口，“我身体不舒服，下午开会和晚上的庆功宴都请假了，很抱歉，晚上不能到场分享你的喜悦。”
“哪里不舒服？要不要陪你去医院看看？”我很内疚，最近一段时间全身心扑在公演上，忽略了她的苍白、沉默和忧郁，我对好姐妹的关心太少了。
“我是心病，不用去医院。”余萌说得坦白，“我就是一时想不开，很快就会好的，别为我担心。”
“你……跟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我迟疑着问。
余萌凄然一笑。“没怎么样，我说过，他只是我的一个梦而已，离我太遥远了。”
我伤感叹气，想说安慰的话，却无从说起，只觉得自己心头也乱纷纷的。曾经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们，什么时候已经开始识得人间愁滋味了？
萧瑟按时来接我，依旧是向叔开车。赵均宁在岛外有工作室，在岛内也租了一座老平房。
一上车，萧瑟就将一个小塑料袋递给我。“赔给你的。”
“什么？”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萧瑟笑凝了我一眼。“看了就知道。”
我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条崭新包装的白色连裤袜。昨晚的记忆又复苏了，我迅速将塑料袋塞入提包，如同甩掉烫手山芋。
萧瑟的手抚上我的脸颊，我想拨开他的手，手却被他反拽住。“你脸红的样子真可爱。”他吻我的手指，又吻我发热的面颊和嘴唇。
我没有躲闪，不似以前那般担心被向叔窥见了。
他吻了我好一会儿，才坐正身子，伸手揽过我的腰，我倚靠在他身上，我们就维持着这样的姿势。
路上萧瑟告诉我，叶家村附近有龙窑，赵均宁在叶家村主要是烧制陶器，比如我们见过的“盘中肉”，而岛内的房子用于其他各类艺术创作和接待朋友。赵均宁的本职工作是在博物馆，但他不务正业，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个人创作，不过大概因为他名气大，博物馆的领导也不计较，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个人怪怪的，你怎么好像跟他关系很好？”我抬头看他，奇怪地问。
他微微一笑。“关系很好谈不上，就是在收集垃圾方面，有共同的爱好。”
“收集垃圾？”我惊愕瞪眼。
他的面容沉静下来。“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两年前老城区开始拆迁的时候，我们都在那些住户已经迁出，但房子还没有来得及拆毁的区域，搜索着自己所要寻觅的东西。”他轻叹了口气，“老城区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根，这种大面积的拆迁行为让我们心痛，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次次的‘文化逃亡’。
赵均宁以他自己的艺术视角来捡拾那些被遗弃的文化，比如在满是遗弃物的房间中收集旧照片、旧信件和各种证件、小物件，往工作室整车整车地运输家具、水缸、米缸之类的家用器具。当然收获最多的是那些路牌、街牌和门牌……”
他话未说完，目的地已经到了。我们下了车，老平房外面有一片空地，我一眼便看见空地上立着好几根粗大的圆木柱，上面钉着各种门牌。“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些牌子吗？”我问。
萧瑟点头说是，我们走到那些圆木柱前，他介绍说，这些远至民国、解放初期，近至文革和近年来的不同时期的牌子，由于拆迁，门牌都已经没有主人了，许多街名、路名也将随着这些牌子的拆下而消失。
因此，赵均宁创意性地将这些收集而来的牌子钉在木板上，再将木板钉在圆木柱上，称之为“门牌树”。门牌板相互交错，指向四面八方，寓意“当下的人已经迷失了方向，拆迁行为已经没有方向了”。
我深受触动了，没想到赵均宁是这样一个有人文情怀的艺术家。我想问萧瑟在那些拆迁区域寻觅的又是什么东西，但是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进入那座平房，院子里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都等着围观赵均宁的行为艺术，而他本人正忙着做准备工作，只是简单的和我们打个招呼。
我四下一打量，院子很大，有荷池、葫芦架，种植着小米椒、青菜，还有装水的大缸，垒着的石柱，木板门窗，即使是随意摆放着，也无不透着艺术家园的气息，颇有世外桃源之感。据说赵均宁一些爱好艺术的朋友常来这里，喝茶聊天，交流心得，合作举办展览，介入当代艺术活动等等。
赵均宁请了六七个工作人员，准备工作就绪，他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脱衣服。海城的冬天，非常严寒的时间不长，现在快12月了，白天气温也都在20度左右。但是赵均宁把外套和里面的衣服全脱了，光裸着上身，实在太夸张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