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被各种批评包围着，躲不开，挥不去，捣不烂。它们像我的影子，一直阴阴的跟着我。明天单位搞活动庆祝元旦，我一定把所有的晦气、霉气、怨气都留在今年。”
回到办公室，常兰拿出日记本，把这句话看了一遍。她想接着写，但她的手发软。她靠在沙发椅上，头枕着沙发背。暖气的热流往身上一扑，她睡着了。在酣睡中，她被嘈杂的脚步声和乒乒乓乓的开关门的声音惊醒。原来，庆祝活动已经结束。
常兰晃了晃头，站起身来，才想起来自己的包还在大会议室。她走出办公室，走出办公楼，被风一吹，不但没有被风吹醒，反倒觉得头更晕、体更沉、身更重。她真的希望脚下有一张床，一刻也不需要等待，一步也不需要挪动，一头栽下去，睡个三天三夜。可这时，手机响了。常兰按了接听键。
“喂，我是孙耀先。六点到东川饭馆去吃饭。”口气是不容商量。
“我的天哪，吃了半天、喝了半天、跳了半天，已酒足饭饱，已人困马乏，现在还要到饭馆去吃饭？”常兰被惊得差点叫出声来。
“知道东川饭馆在哪里吧？出法院门口往左拐，过十字路口再向前二百米马路对面就是。”孙耀先说。
常兰真想回复说不去了，但近一段时间一直同他的关系是疙疙瘩瘩的，为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谚语，她还是连忙说：
“好好，我马上去。”
“出了法院门口向左拐，过十字路口后再向前走二百米的马路对面。”常兰出了法院门口向左拐一直走，过了十字路口，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重复着孙耀先的提醒。不知怎么，她就是找不到东川饭馆的牌匾。她反复的思索着，回忆着，希望在沉淀的记忆里幻化出东川饭馆的位置。东川饭馆她来过一次，而且这家饭馆离法院很近。她不停的奔走着，张望着，希望看见饭馆吧台后边那张熟悉的、胖乎乎的老板娘的脸，可就是该找的人进不了眼帘。她的丈夫来电话问她在干什么，她哭了，她说不清自己现在在哪，但她说得清自己想干什么，自己之前干了什么。丈夫劝她回去睡觉，她不同意，说那样孙院长会生气，搞得丈夫心急如焚又毫无办法。丈夫让她把另一部手机打开，一家一家的看牌匾，然后念出来，他帮着听。
常兰仔细的看着路边，路边的每一个人都让她感到深深地恐惧。
怎么到了大石碑了？大石碑同东川饭馆在一条街上，但从法院出来到大石碑要路过东川饭馆，且与东川饭馆之间有很远的一段路。这个常兰心里很清楚。她试着往回返，走到一处大院落的门口，在灯光照亮处停留，不敢离开。
这时，孙耀先电话来了。
“常兰，你现在在哪？怎么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到？”孙耀先声音嗔怒。
“我在老农机局门口。”常兰一边仔细看清大门口墙壁上写着的汉字一边回答说。
“你跑那干什么去了？走过了，往回返，走到马路对面。”
听着孙耀先训斥着提醒，常兰的大脑稍微有一些清醒。
“怪不得我找不到东川饭馆呢，原来我没有过马路。”常兰心想，“可是，孙院长说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是吗？是过了一个多小时吗？有那么长的时间吗？”
常兰仔细的回忆着孙耀先的话，在横穿马路时才发现，天已经很黑了。可她从法院出来的时候，天上明明是挂着太阳的。
过了马路，常兰怕再走过头，让丈夫帮着她听着点。
常兰一边走一边询问着每一个开着的门面。
“请问，这里是东川饭馆吗？”
终于，有一个女人回答了：
“是的，这里是东川饭馆。请进吧。”
“到了到了，你找到了东川饭馆了，我都听见人家说了。”丈夫说话声音很大，吓了常兰一跳。
“别哭了别哭了，找到了就不要哭了。”丈夫安慰她。
常兰这时才发现，自己在哭，哭的泪流满面，哭的抽抽搭搭。
难怪老板娘满脸诧异。
常兰已经跨进东川饭馆的门，又转身出来，擦拭眼泪。为了遮盖面部的泪痕，她将极少用的粉饼厚厚的涂了一层。
另一部手机响了。常兰按了接听键，传来的还是孙耀先嗔怒的声音。：
“你怎么还没有到？这么一点路走了二十多分钟还没到！快点！”
孙耀先命令完，没等常兰回应，就挂了机。
“你来晚了，到里面好好跟领导解释一下，领导要是骂你，你可不要顶嘴。”丈夫在叮咛，“记住，领导要骂你，你不但不要顶嘴，还千万不要哭。”
常兰走进包厢，坐在大家留好的背对着门的位置上。
孙耀先脸色阴沉，郑洁和史文洁则兴高采烈。
桌子上已是残渣剩饭。
常兰觉得很尴尬，她无法向在座的人解释，她何以把二百米的路程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好在会计曾凡也没到，她有儿子拖累。
孙耀先说：
“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在座的都是单身或者两地分居，别人都家在本地回家了，我请回不了家的人聚一聚。”
常兰努力的听着孙耀先的话，怕把什么听漏了，但她听得很费力气，她像耳朵与大脑之间有一条长长的隧道要通过，听到的东西不会马上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想说谢谢时，孙耀先已经接着话茬往下说:
“元旦过后，你们新来的干部要分到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