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华从孙耀先的办公室里回来，满脸的怒气。
“一个搞财务的，天天的把手伸到业务庭室搅来搅去。”
“是不是于建华的案子？”
“是他自己要搞财务，现在老在案子上说三道四。”
“常兰也被叫去了？”
“你别老打岔。”
“朱庭长，我觉得你们这样劝于建华就是有风险。他是孙院长的朋友，他的案子又是孙院长让立的。现在让他撤诉，肯定是有风险。要是我的话，我就把李凤英的案子也立上，然后合并审理，判决驳回双方诉讼请求，这样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了。”
“你怎么和常兰一个鼻孔里出气！”
“这不是谁和谁一个鼻孔里出气的问题，这是违不违法的问题。”
“好，既然你们总是法法的，那我就让你看看，法律以外还有什么。现在，如果出现涉诉上访的案子，当事人跑到北京去了，怎么办？”
“怎么办？”
“你不回避，你直接说，现在怎么办。”
“得自费掏钱自己到北京把当事人领回来。”
“领回来怎么办？”
“做工作。”
“做工作不服怎么办？”
“问题来了吧，你的差旅费你垫上不说，你是不是要每天都要背负这么个沉重的包袱？这只是一方面。”
“第二，你法院是干什么的？你是中立的，但即使你是中立的，你的案子出来之后是不是有个谁胜诉的问题？好，有人胜诉了，有人败诉了。并不是败诉的人都认为自己就该有这样的结果，你像于建华，他能不找个律师咨询吗？他肯定是这样做了，那律师会说他能打赢吗？不会的，律师也要拿他的证据看一看，法律都是一样的，证据也是一样的，律师和法官都会用一个尺度来衡量一个案子，但尺度是尺度，尺度之外还有个例外。什么例外？如果当事人说院长是自己的什么什么，庭长是什么什么，主审法官是什么什么，甚至县上的领导是什么什么，或者更高的领导是什么什么，这就是例外。于建华就是怀里抱着这样的例外。如果你现在不把问题解决了，他还会用，你判他败诉，他跳的更高。他退休了，他有的是时间给你死缠烂打，他有个儿子在省会，心血来潮，跑到省会看儿子去了，没啥事到省****办转一圈，结果是什么？”
“”
“你没有话说了吧。”
“”
“他们那个单位以前经常有人因为一只鸡一只鸭子的打到你死我活，最后又跑到法院来打官司，我们都没有立过案子，都是通过做思想工作解决的。如果他的案子没有孙院长在那撑着，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想一想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
“你没有话说了吧。”
“”
“因为一只鸡打到法院来，是因为不同意单位的调解，同样，他也会因为不服法院的判决去上访。你以为法院的判决在他们心中有多高的威信力呀。”
“”
“法院是审判机关，审判机关如果总是被一些无事可干又有一定的试验和经济实力的人纠缠着，你觉得这样法院在老百姓心中就有威严了吗，法律在老百姓心中就有威严了吗？这样法官工作就轻松了吗？”
“”
“我们这里不是省城，我们不只要办案，我们还要维护社会稳定。如果搞不好涉诉上访，你没错也是错。”
现在，轮到李小兰无话可说。她那聪明的大脑和柔软的舌头都被朱建华那张朱唇里吐出来的字字珠玑给砸蒙了。一个崇尚法律的人，怎么会想得到来法院的人又无视法律是个什么情景呢？
道理正在朱建华的嘴滔滔不绝着，有人通知到他孙耀先办公室开会。朱建华磨蹭了一会，觉得没有办法不去。因为参会人员是党支部成员。以前党支部书记是郝秀琴，现在是孙耀先，组织委员是朱建华，宣传委员是于建国。朱建华进来的时候，于建国已经坐在长沙发上。于建国看了看朱建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不知道昨天的事。孙耀先像没有看见自己的办公室来了两个人一样，拿着一只现在很少有人用的自来水笔，在一张白纸上画着什么。过了很久，孙耀先金口难开：
“怎么就你们两个来了？”
两个人面面相觑。
“我是接到通知来的。”于建国说。
朱建华没有说话。
“叫入党积极分子也来。”
朱建华是组织委员，通知入党积极分子开会，应该由他来做。
朱建华看着孙耀先，不说话。
“怎么？我的话你没有听见吗？”
“谁是入党积极分子？”
“你是组织委员，谁是入党积极分子还不知道吗？”
“非党群众没有人给我递交过入党申请。”
“想入党非得给你递交申请吗？”
“把入党申请交给别人了，他怎么会知道呢？”于建国看着孙耀先，把心里的想法用表情告诉孙耀先。
“入党申请没有交给我我怎么知道？”朱建华忍不住了。
“不要觉得有朱书记撑腰你们就目中无人胡说八道。”
“呵呵”这是于建国发出的声音。
“哼。”这是轻微的，朱建华发出的声音。
两个人的声音都不大，但是，孙耀先的耳朵都捕捉到了。
孙耀先拨了个号码：
“把新来的都叫到我们的办公室里开会。”
单位热闹的一半很快就到了。
两个女孩子进得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