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
出西直门三十余里即万岁山，颐和园在其麓，再西五里为玉泉山，再西北十里为香山，皆列圣巡游之地，所谓三山是也。园工初兴，立山为内务府大臣，报销八百万金，浸以致富。是的太后初归政，方藉园居娱老。上春秋盛，每事不欲自专，必禀命而行，常时辄一月数问起居，母子之间欢然无间。及戊戌康有为进用，荧惑圣聪，决意举行新法，太后颇有违言。新党畏忌之，相视莫可如何。园居旷而远，易启窥伺，于是有为始有邪谋。有为败，太后再出垂帘，仍思恋园居风景，每初夏必挈上同往，冬而归，或驻跸南海，终岁宿宫中不数十日。
捐例
顺治六年，户部以军饷不济，请开监生、吏典、承差等捐纳，从之，此我朝开捐之始。其后康熙十六年征三藩，三十年征噶尔丹，雍正二年征青海，皆开捐例（三藩捐例阅三载停止，收二百余万。北征捐例只贡监、纪级、封典，免保举各项，银数无可考）。乾隆时，有豫工例、川运例（二例所收银皆过千万）。嘉庆时捐例最杂，见之奏报可考者，三年有川楚善后例（收三千余万），六年有工赈例（收七百余万），九年有衡工例（收千百二十万），十一年有捐输例（收二百余万），十二年有土方例（收三百余万），十五年有续增土方例（收三百六十万），十九年有豫东例（收七百五十万）。今考吏部铨政别有筹备、武涉二班，列土方、豫东例前，亦必嘉庆时奏开无疑。然则十余年间，九开捐例，亦猥杂甚矣。道光时，英夷扰海疆，浙江受祸尤酷，事平，乃开善后例，银数悉归外销（光绪十三年御史周天御奏言，道光年间曾因河工广开捐例，今查吏、户二部成案，道光无河工新例，或是嘉庆之讹）。发匪乱起，广东、广西、湖南各设捐局供军需，两广收捐三十六万余金，请奖人数多至一千七百余员，户部虽疑其滥，莫能撤也。咸丰元年奏开筹饷新例，乃悉停湘、粤外捐。光绪捐例与嘉庆同一猥杂，其始法越用兵，有海防例（事在十年）；河决郑州，有郑工例（事在十三年）；后又有新海防例。庚子之变，同时开三例：一，秦晋赈捐例，岑春煊主之；一、顺直善后捐例，李鸿章主之；一、各省筹办边防捐例，疆吏分任其事，各不相谋。分发既多，外省、内部皆不能容，辛丑七月乃下诏停捐实官，局吏倒填月日，收捐如故。后一年，各督抚筹款困绌，复以实官请。户部以诏墨未干，难于转圜，乃议典簿以上故有官职者准其加捐。既又推广其例，令举、贡、廪生皆得报捐实官，于是山东河工、广西剿匪、奉天筹边，皆奏准收捐如部库（各省赈捐但奖虚衔、封典者不数）。
报效
凡奸臣善迎合者，多藉言利以结主。知岁入有常经，不能过求于户部；民穷虑走险，不能苛责于闾阎，则报效之说以起。当光绪十二年兴海军报效，时革员杨宗濂、姚宝勋、马永修、陈本各献多金，谋开复。主事延熙以五千金得郎中，郎中岑春荣以五千金得道员，道员周绶、沈永泉各以万金得记名简放。阳藉海军为名，实用以给园工。在内醇亲王奕讠鲋髦，在外李鸿章主之，罔非献媚宫闱，以为固宠求容之地。然当时利孔初开，内外稍知畏忌，受授之间不过如是而止。后练兵处祖袭海军故智，仍用报效之法，罔利鬻官、辇金求进者自十万以至数十万不止，监司部郎上下不甚贵重，动以京堂相答谢。然交通关说必得要人指引，取径而入。闻诸员报效海军时副都统恩佑得贿独多，张振勋进二十万金报效练兵，擢太仆寺卿，私酬枢府乃过其数。始作俑者无后，李鸿章盖不得辞其责矣！
陈右铭服膺曾文正
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子鹤者，新城陈孚恩也，附肃党，官至尚书，日营求入阁，故国藩及之。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国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铭疑吾言乎？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宝箴谨佩不忘，对江西人辄传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
朝士嗜好
道光时，京朝士大夫好谈考据训诂，其后梅曾亮、曾国藩倡为古文，邵懿辰、龙启瑞、陈用光、王拯、朱琦皆从之游。一时为文者虽才力各有不同，皆接踵方、姚，尊尚义法，各以品谊相高。光绪初年学派最杂，潘祖荫好金石，翁同，汪鸣銮好碑版，洪钧、李文田好舆地，张之洞好目录，张之万好画，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虽不能自成一家，亦足觇其趋向。予甲午至京，祖荫死已久，之洞外用，先谦被斥旋里。及戊戌再来，汪、翁先后忤旨归，洪、李亦皆物故。其时太常卿袁昶好为诗歌，刻书籍；王懿荣、盛昱精赏鉴，收藏甚富，彬彬有儒雅风。近数年来昆冈好饮，裕德好洁，徐甫阝好优伶，奎俊好佛，徐琪、曾广銮好狎邪游，张百熙好搜罗浮薄名士，诸王贝勒若善耆、溥伦好弹唱，那桐、胡辗乙灰饷难螅好与西人交涉。其四品以下京官奔走夤缘求进者，终日闭车蛳苤校好吊死问生、宴宾客，其鄙陋者好麻雀牌。
京师梨园
京师人好听戏，正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