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
我在这里所说的四种虚荣心，指的是当代中国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渴望用某种姿态进入诗歌史的虚荣心。并且，中国当代诗人因不同的格格不入的虚荣心，构成了倾轧、分野，进而演变成不同的、故步自封的宗派。
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以下四种：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
我不认为有这些虚荣心是坏事，也不认为完全没有这些虚荣心的写作就是更纯粹的写作。相反，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虚荣心和由此带来的诗歌史野心，才使得一些诗人的写作，具备了强烈的文化意志和个人辨识度，使他们不仅仅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好诗人，更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诗人。我本人亦是如此。
但虚荣心和野心带来的诗学偏执，很容易变成对诗歌的伤害。诗人们囿于自身的固执、狭隘和偏见，将虚荣心膨胀为写作的唯一真理，凡“非我族类”皆视为歧途，使得原本只是附着在诗歌上的虚荣心变成了执念。这种强烈的外在执念，压倒诗歌本身，形成负面吞噬，令有才华的诗人在写作上无法寸进，甚至不断倒退。
同时，虚荣心背后的文化理念会产生“光晕”——一种强烈意志形成的吸附效应。每一个携带虚荣心的相对重要的诗人背后，都有大群意志薄弱的年轻或不年轻的追随者，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体式诗歌对峙。这种对峙、争论、不服气，本身并非坏事，在初期，构成了理念的交锋式沟通，甚至构成了一种激进的繁荣。但对峙并非建筑于高水平的诗歌理念之上，而是建筑于低水平的偏狭执念之上，建筑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荒谬立场之上，建筑于因为自身的文化欠缺而带来的文化自卑，又因为要掩饰文化自卑而一味拼命强化自身是唯一合法、唯一真理的内在动机上。久之，在低水平对峙中，每个群体都给自己罩上厚厚的乌龟壳，故步自封，坐井观天。
近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损耗很大。汉语诗歌始终无法建立起正常的诗人与诗人交流和沟通的最低标准，无法建立起码的共识。不绝于耳的各种争吵，大部分与诗歌关联不大，吵的都是外在的主义。
每一种虚荣，都有一条非常容易进入的歧途。
政治虚荣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诗歌沦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存天理，灭人性，用强大的政治、道德武装自己，而在事实上，放逐了诗歌本身。政治正确的嘴脸，由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二元对立的嘴脸，以社会道德良知作为写作合法性的嘴脸，本就是诗歌的天敌。这种歧途，进一步导致诗人内心的干燥，越社会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确就越偏离诗歌。
政治虚荣心在中国诗人的内心中根植甚深，来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国人从小接受的诗歌教育本身就有这种倾向。对“诗言志”的理解，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种心理暗示作用。中国的读者，喜欢要求诗人充当良知的代言者，充当意识形态反抗的主体，根源恐怕也在这里。
二是中国当代诗歌发端的时代关系。当代诗歌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空气中都充斥着意识形态荷尔蒙的时代；发端于食指、北岛；发端于带有意识形态对抗意味的“朦胧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诗人充当了思想的先驱，诗歌天生就具备的独立、自由的意志，无意间迎合了整个时代的心理需求。这是一个浪漫的巧合，是诗歌与那个时代的必然，而不构成诗歌与所有时代的必然。“朦胧诗”的传奇效应，时代赋予诗歌的英雄主义色彩，诱惑了很多年轻的诗人，政治虚荣心甚至是很多人开始写作的唯一因素，意识形态对抗使得诗人凌驾于诗歌之上。这种畸形的英雄主义自我实现方式，这种渴望充当时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虚妄念头，被后来的很多诗人警惕和反抗，并逐渐形成共识。
以政治虚荣心为写作依据的思潮，本来已经烟消云散，但在近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这种反复，根源是诗歌的边缘化。社会越来越功利，越来越以“实用”作为唯一标准，人们对诗歌的质疑和妖魔化就越剧烈。“写诗有什么用？”诗歌原本就不是以有用无用为标准，它是精神、生命、经验、意志、语言、美学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晶体，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无法清晰、简单地传达给大众。面对大众振振有词的一问，诗人只好摊开双手：是，没用，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诗人放弃了阐释诗歌的机会，大众获得了评价诗歌的权力，对诗人提出了要求，要求诗人像他们接受过的诗歌教育里的样子，成为良知和道德的展现者，要求诗歌重新变得有用。在新世纪，互联网越发普及，中国人的表达yù_wàng、言说yù_wàng越来越强烈，对社会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满足着很多文人的英雄主义梦想，他们也确实备受关注。在互联网上，各种政治正确的坚定言论饱受追捧，摇滚歌手、媒体人、专栏作家、博客写手、大学教授、作家、商人……都摇身一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并且仿佛只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获得了某种文化上的道德优越感。对很多年轻时就胸怀英雄梦和时代先知梦的诗人来说，这构成了刺激。前一分钟他们被放逐，后一分钟他们上网，他们渴望重新回到焦点，重新变得有用。一方面是诗人被时代和大众放逐的焦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