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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好大啊！进入大学的第一天，我内心一阵感慨。
父亲亲自护送我入学，帮我在寝室里铺床，还跟同寝室的同学打招呼，希望他们能够今后关照我。
登记，办各种入学手续，父亲事必躬亲，把一切繁杂事务全部都办妥当后，当天要返回老家。
自从得知考入重点大学的那一天起，家里人都非常高兴，甚至全村的人们都兴奋起来了！村子里从此有了大学生了，这说明，村子的风水是很好的。当年的全县第一名，如今果然不负众望，考入名牌大学了。
然而母亲开始发愁了。大学的费用，生活费等等，多大的一笔钱啊。大伯知道我家的窘境，开始让堂哥们一个一个到我家送钱，有五元的，甚至还有十元的。五里开外的外村，有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听说我考上大学，如今费用没有着落，也主动到我家来，宽慰我娘，并给予帮助。有一位不相识的阿姨，居然还挑来了五十斤大米，赠送给我们。
父亲开始展望美好的未来了。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将来毕业后，找一个铁饭碗，每月的工资至少得有一百多元吧，到那时候，也许就不用父亲继续下矿做矿工了。而母亲则更加清醒，不断地提醒父亲，还要继续下矿，至少大学期间，因为我读大学，家里需要的开销要更大了。
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是如此的高兴，以至于说服母亲去买了一瓶高粱酒，当天，喝得大醉。父亲醉醺醺地跟我说，“牛牛啊，我们家培养你读书不容易，你娘特别辛苦，你今后发达了一定要孝顺你娘啊！”
那是我第一次从父亲嘴里，亲自听到说，要我孝敬母亲。
为何不提到孝敬父亲本人？我当时很疑惑。不是都应该说，孝敬父母，也就是父亲和母亲两位长辈吗？
难道父亲话里有话？
原来，父亲自从下了煤矿当矿工后，就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感到不安。村子里的煤矿很不安全，经常出事故，而且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故。
在我读高一那年，村子里最大的一个煤矿发生爆炸。十几个矿工无人生还。在爆炸现场，到处是遇难矿工的遗体和残肢。我第一目睹血淋淋的场面，几乎昏厥。
从那以后，我也开始为父亲担心，生怕有一天父亲也会遇到事故。我甚至劝父亲和母亲，能够不要让父亲在下矿干苦力了？父亲毕竟是个读书人啊？要一个读书人去干苦力养家，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
父亲也非常想逃离煤矿，他清楚地知道，吃了苦力带来的身体折磨、以至于病痛的折磨，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生还游戏。也就是说，当父亲离开家里去煤矿干活时，只有晚上看到父亲，才是平安的一天。
提心吊胆，是我自从懂事以来的真实写照。每到听说发生矿难，我便会第一时间打听是否是父亲所在的那个煤矿。
可是不下矿干苦力？还能干什么呢？
在村子里，田地稀少，无法靠种田养活全家人。干苦力是绝大多人的唯一选择。
人生，没有选择，特别是无法逃离宿命，该是何等的悲哀？
父亲的一番醉话，让我开始担心。
“不会的，父亲会没事的。”我自己安慰自己，并努力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然而，天不遂人意，五年后的一天，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会在一场矿难中不幸离世，一语成谶。
父亲离开校园时，我送到校门口。
“爹，你认识去火车站的路吗？”我问道。
“认识认识，来的时候我都记下了。牛牛，你快回去吧，好好学习。”父亲叮嘱我。
后来得知，父亲一人沿着马路走了十来里路，徒步走到了上海火车站。一路上，不断地迷路，因为，上海的每条马路和马路旁的房子，在父亲看来都是差不多的，所谓来时都记下了，突然发现根本没有用。最终，在不断地问路，不断地试错，父亲终于走到了火车站，乘最后一班火车回老家。
“牛牛，你才十六岁就上大学了，那你几岁读的幼儿园和小学啊？”同寝室的阿新问道。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五岁读的小学。”我回道。
“五岁读小学？”住我下铺的阿文反问，他是个本地人，“那是违反规定的，国家规定满七岁才可以上小学的。”
“农村里没有那么多规定，”阿吉也来自农村，“我们那会只要想上学，都可以上。”
“太搞笑了！”阿祥嘲笑道，“那课堂就热闹了，上课上着上着，有学生说，老师，我要尿尿！”
我和阿吉立马觉得受了侮辱，但碍于面子，同住一屋，也不便发作，就不理他了。
大学的课程很多，完全不像开学第一天，一位师兄说的那样，上大学，就混呗，没啥事，玩呗。除了每天满满的课程，令人期待的就是每周五了。每周下午，我们都要下地劳动。校园西南部有一块荒地，上面长满野草。我们随同园艺工人一起，在那里拔草；劳动结束后，文艺文员会给每个人发电影票，当晚在学校礼堂放电影。
第一次拿电影票，被同学们当成了笑柄。那天，文艺委员阿英来到我跟前，“这张电影票给你，”阿文轻声说道。“我，”我有些不知所措。听说，女生主动给男生电影票，是表示好感。“我们还不熟悉啊，”我心里想，“这也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