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了执委会的新命令之后，李三杰也颇为激动，虽然这次李鸿章的帮忙大大超过了穿越集团的预期，但老实说和李三杰的关系并不大，而且与各国进行协商、斡旋才是李三杰留在上海的主要目地，李三杰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果把这件事情办好了，那么李三杰才算是真正为穿越集团立下了一件大功。
于是李三杰也立刻招集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开会讨论商议应该怎样执行执委会的任务，虽然李三杰并不是上海办事外的正式工作人员，但他的行政级别最高，因此有资格发起会议。
现在上海办事处的主要工作人员有四个是刘澜涛、李红兵、陈兆声、高磊。李三杰首先向众人传达了执委会的命令。
而其他四人听了之后都沉思了一会儿，简单的说，执委会就是要求上海办事外在上海发动一次群众运动，最好是组织一次集体游行什么的，只有这样才能给各国照成巨大的压力。其实这种群众性的运动在中国古代也并不少见，最近的一次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发生的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公车上书事件，这一事件即是后来戊戌变法的导火索，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义和团运动也可以视为一种群众性的运动，只不过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暴民运动。
在旧时空里，这种群众性的运动确实是对执政者施加压力的一个好办法。不过在这个时代，组织这种群众性的运动是有相当的风险，除了公车上书基本比较和平之外，其他的群众性运动多少都会有一些暴力倾向，义和团运动不算，就是历史评价相当高的五四运动，也发生了痛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事件，而这己经是相当和平的群众性运动了。另外就是这个时代的国际道徳水准以及社会监督职责还不建全，群众性运动往往会遭到执政者的**，在欧洲各国几乎都发生过警察、士兵向游行示威人群开枪射击，造成流血的事件。而且这个时候各国对中国普遍持轻视态度，再加上义和团运动造成的后遗症，因此一但在上海租界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各国会不会釆用暴力手段镇压，这可就有违穿越集团的初衷了。
刘澜涛道：“执委会的建议虽然很好，我们在上海的时间并不长，群众基础还十分薄弱，恐怕很难发动一次群众运动，而且就算发动起来，恐怕也不好控制，如果造成严重的流血冲突，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李红兵也道：“是啊，而且各国如果出兵镇压怎么办？我们不能只把群众发动起来，就不管他们了。”
李三杰胸有成竹道：“我到是有一个计划，但这需要各方面的齐力配合才行。”
刘澜涛道：“李主任，你有什么计划，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李三杰笑道：“我们不是发展了一批学生吗？现在就是他们派得上用场的时候了。”
虽然在上海谈判破裂之后，上海办事处基本表现得十分低调，沒有什么大动作，但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实际在低调中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按照执委会的计划，上海办事外的地位实际是相当重要的，是一个集商业、情报、宣传、对外交流等多方面功能的责任。
就目前来说，商业和对外交流可以暂缓一步，而宣传己经初见效果，因此情报收集工作就是当务之急了，但想要收集情报，需要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大量的情报人员。但社会基础需要时间来积累，又不能明目张胆的招募情报人员，因此上海办事处决定先从小孩孑做起，培养出一批小情报员。虽然小孩没有成年人的社会经验、阅历，但也有其独有的优势，一是小孩不会引人注意，无论是打探消息还是进行培训，都不受太大的阻碍；二是相对成年人来说，小孩孑的贪欲并沒有那么强烈，易于控制；三是可以从小孩中间发现有潜质的人材，可以送到天津去加以培养。
还有一个优势是来源丰富，尽管上海是这个时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但繁荣仅限于租界和上海旧城的一部份区域，在上海效区、农村，甚致繁荣区的周边，依然存在着大片的贫民居住区，因此形成了一种较为畸形的繁荣。同样存在着大量的贫民，而有贫民也就有童工、有幼年的学徒，甚致是小乞丐等。这样上海办事处的小情报员就有大量的选择。
不过上海办事处也不是来者不拒，同样是需要筛选、面试。根据安全部制定的选择标准，首先是年龄至少要在10岁以上，最好是12、3岁，但决不能超过16岁，因为10岁以下的孩子基本还不懂事，而超过了16岁则己可算成年，失去小孩的选势，而且容易粘染较多的社会不良习气；其次是为人要机灵、头脑灵活，这也是收集情报的基本条件，而憨憨呆呆的，就算不被淘汰，也是另有用处。
另一个就是对小孩的出身有比较严格的限止，尽量要选择在上海地区有家庭，由其是小生意人或者是当学徒的小孩，但要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小孩家境都不会太好，这样易于受小恩惠的吸引，而且他们通常老成懂事一些，社会的接触面较厂，消息渠道来源较多；而对上私塾或新式学堂的孩子，则有选择的使用，毕竟上得起私墊，家境都不会太差，一般的小恩惠是很难吸引他们；而对小乞丐则是慎重使用，这主要是一般的城市乞丐都是有一定的组织，甚致是帮会，背景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