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东又返回了汽修车间，在自行车棚里找到了自己的“二八大杠”，骑着车返回了运输公司家属院。
运输公司的家属院，实际上就是一大片的瓦房。
八十年代初期，筒子楼是大城市才有的配制，青河地区毕竟不是北上广，连像样一点的筒子楼都没有，即便是国企职工，也那只能住大瓦房。
李卫东家有三间瓦房，在运输公司家属院中，算是条件不错的。这也多亏了李登科是运输公司的元老人物，按资排辈比较靠前，才能分配到这三间大瓦房。
李卫东回到家中的时候，母亲周秀春已经准备好了晚饭，一盘清炒白菜，一盘小葱拌豆腐，还切了一盘咸菜。
虽然这晚餐没有半点荤腥，但当李卫东再次尝到母亲的厨艺时，泪水又忍不住的在眼眶中滚动。
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唠叨，无非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就连邻居家的猫走丢了一个月，又挺着大肚子回来，也能绘声绘色的说上三五分钟。
父亲李登科自己倒了一小杯本地产的青河大曲，浅尝辄止的抿了一小口，回味似了吧唧着嘴，旁边弟弟李卫民，则不住往嘴里塞菜，仿佛是饿死鬼投胎一般。
望着这一幕，李卫东心中不由得感叹起来，要是几位姐姐也回来，一家人吃上一顿团圆饭，该多好啊！
李登科夫妇一共生养了六个儿女，这也算是响应当时“人多力量大”的号召。
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有四五个兄弟姐们是很正常的事情，若是只生两三个孩子，反而算是生的少的，独生子女在那个年代，跟大熊猫一样的稀少。
李卫东有四个姐姐，一个弟弟，前三个姐姐都已经出嫁，四姐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五十公里外的小县城工作，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而弟弟李卫民现在正在读初中一年级，学渣一个。
上一代的人免不了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李登科连续生了四个闺女，到了第五个才生出来李卫东这个儿子，自然是对李卫东百般呵护，四个姐姐也有些“扶弟魔”的姿态，只不过那个年代大家都穷，想“扶弟”也没有物质条件。
晚饭过后，学渣弟弟李卫民一溜烟的跑出去，找狐朋狗友玩耍。父亲李登科则打开了收音机，靠在椅子上。
当时虽然已经有了黑白电视机，但李卫东家的经济条件，还是买不起那东西的，有台收音机听已经很不错了。
“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
收音机里响起了京剧《红灯记》的选段，李登科一边跟着哼哼，一边用手打着节拍。
李卫东则帮着母亲收拾碗筷。
“卫东，在车间里累了一天，进屋里把衣服换下来，我给你洗了。”母亲一脸慈爱的说。
李卫东点了点头，回到里屋换下了那套深蓝色的工装。
房间里的摆设，既熟悉又陌生，李卫东望着镜子里年轻的自己，一时间竟然痴呆的愣在原地。
“这面镜子，后来搬家的时候还带走了，等第二次再搬家以后，就找不到了。”
李卫东长叹一口气，他突然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迷茫。
“按说我这个重生者，熟知历史，应该很容易就能成为亿万富翁吧！”李卫东喃喃自语的说道。
可真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一时之间还真的想不到什么赚钱的好方法。
“去邮局买上一沓猴票？先不说猴票是1980年发行的，现在还能不能买得到。就是等猴票涨价，也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出去摆个地摊当个体户？恐怕得被爸爸给打死！我一个大型国企的正式职工，可丢不起那个人。
捣腾国债和外汇？我还没有那个本钱，而且这八三年严打的风才刚吹过，去搞那东西，说不定会被当做投机倒把给抓起来，钱没赚到再吃几年牢饭，那就得不偿失了。”
李卫东无奈的长叹一口气。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说一个人是个体户，就意味着这个人赚了不少钱，会有很多人羡慕。而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的初期，“个体户”绝对是个贬义词。
八十年代初，个体户就是待业青年、甚至是劳改犯的代名词，和主流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个体户”这个东西，听着硌耳朵，看着更是扎眼。
国企的家属院中，要是谁家的孩子去当个体户，那简直就是给全家人蒙羞，父母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若是农村人的话，去城里摆个摊赚了钱，会被当成全村人的希望；可若是国企子弟的话，若是去摆地摊，绝对是全厂的耻辱。
因此国企职工的子女，宁愿去国企里当个临时工，也不愿意去练摊当个体户。
更何况李卫东本身就是国企的正式职工，去当个体户更是不现实。
像是重生小说里的写的，重生回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开办企业，顺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发展，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几年混成世界五百强，进入福布斯排行榜，跟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称兄道弟，那更是在瞎扯。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除了特区，还没有民营企业生存的土壤。虽然政策方面已经逐渐放开，但那时候毕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年代，计划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也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在计划内分配的。国企会分走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剩下的则被集体企业拿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