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宫皇太后的“帘”是“撤”了——她们如期交出了最高统治权，但是，她们拥有的巨大的威望，无论她们本人愿意如何，却是怎么也“撤”不掉的。
威望意味着权力，威望愈重，权力愈大，不论集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概莫例外，只是集权制度之下，威望和权力的关系，尤其密切，“撤帘”的两宫皇太后拥有的威望，相当于她们“垂帘”时的权力——最高统治权的延续，区别只在于，她们是否有意愿、有必要行使这个隐形的权力。
相反，权力若无威望加持，不过无本之木，无根之萍，无足以恃。
最高统治权传承的过程中，在继任者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威望之前，某种意义上，大柄等同虚悬——前任虽然放了手，但是，并没有自动掉到后任的手里，只要前任愿意，随时可以将之重新握在手里。
如果，继任者是“负威望”的的话，那就更加不必说了。
威望是一种有着巨大惯性的物事，只要不发生特别的破坏性的事件，这个惯性，几乎相伴拥有者之终生——威望愈重，惯性愈大，愈难以将之同拥有者本人分割开来。
原时空，穆宗下旨修圆明园，距其正式亲政，不过九个月；驾崩，距其正式亲政，尚不到两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群臣目“撤帘”的两宫皇太后，其实和“垂帘”的两宫皇太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两宫皇太后“人走了，茶不凉”；为什么亲贵们宁肯“立幼”，也不“立长”——穆宗殷鉴在前，那些已经成年的“爷”，看来看去，没有一个靠谱的，为不重蹈穆宗的覆辙，还是“立幼”吧——请善尽职责的两宫皇太后继续执政。
那么，两宫皇太后巨大的威望自何而来？
自然是因为她们“善尽职责”，可是，她们俩的威望之钜，并不仅仅是“善尽职责”就可以一言蔽之的。
未免“注水”之讥，狮子就不替关卓凡展开论述了，挑两件事、三个人说一说吧，希望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一个是丁宝桢。
安德海被杀，是多种强大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始作俑者，是丁宝桢，最后下手砍小安子脑袋的，也是丁宝桢，按照常理来说，安德海之被刑，既然是慈禧在其“上升期”遇到的最大打击和最大危机，那么，她本应该对“凶手”恨之入骨才对，但事实上，丁宝桢帘眷不衰，慈安逝世、慈禧独裁之后亦如是。
杀安德海的时候，丁宝桢是山东巡抚，出缺的时候，是四川总督，身上还有头品顶戴、太子少保等一大堆荣衔，身后，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谥“文诚”，入祀贤良祠，并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
一个文臣能够得到的恤典，丁宝桢都得到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慈禧的御笔——“国之宝桢”。
赞誉之隆，无以蔑加了。
第二件事，是“午门护军殴打太监案”。
长春宫一个叫做李三顺的小太监，奉懿旨给醇王福晋送太后姐姐的中秋节赏赐——一盒月饼，出午门的时候，被护军拦住了，双方由言语冲突而肢体冲突，结果是——月饼打翻在地。
事情就这么闹大了。
如果要派责任，自然首先要派到李三顺头上——太监是没有出入午门的资格的，若有特殊情况，一定要走午门的，得“上头”特批，取得敬事房的“照门”——李三顺并没有这个“照门”。
不过，护军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无论如何，你们没有控制住场面，御赐的食品被打翻了，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职，上纲上线成“大不敬”，也不算过分。
可以想见，听了李三顺添油加醋的哭诉的慈禧，恼火到了什么程度，彼时，她正在重病之中，甚至嚷嚷出了“不想活了”一类的话。
慈禧坚持要杀护军。
这就过分了——护军固然有责任，但不论怎么说，不放太监出午门，是忠于职守，真杀了守午门的护军，就不仅是“枉法”，简直是颠倒黑白了。
亲贵和重臣都反对，可是，彼时的慈禧，病怒交集，已经失却常度，什么话也听不进去，最后，连慈安都屈服了，主张按照慈禧的意思办——她是真怕慈禧的病情，因此加重甚至激化。
她本人也好，国家也好，实在是少不得慈禧其人。
但是，办不了——刑部不奉诏。
刑部的“八大圣人”，一致认为，护军罪不至死，而且，板子不能打只一边儿，要办，就应该连太监一起办。
慈禧召见刑部尚书潘祖荫，没说几句话，就开始破口大骂。
慈禧的骂法儿，不是君主和皇太后的骂法儿，基本上就是失去理智的村妇骂街的那一套，从“你的良心都叫狗子给吃了”到“我要和你妈进行不可描述的行为”，云云，骂过了，甩手而去，留下潘祖荫一个人跪在那里，狗血淋头，昏天黑地。
接下来的事儿，比较有趣。
因为慈禧病重，无法视事，于是两宫皇太后商量，找几个亲贵重臣“帮着看折子”，名单出来之后，其中一人，大跌吃瓜群众的眼镜——潘祖荫。
所谓“亲贵重臣”，指的是恭王、醇王这个级别的亲贵以及几位军机大臣，潘祖荫不过一个刑部尚书，正常情况下，并没有“与闻机密”的资格。
潘祖荫是以南书房代表的名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的。
不管怎么说，被狗血淋头之后，潘伯寅的“帘眷”，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