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这是我第一次写书，也是第一次写纪实文学。编辑说，他们想做一本书，展现留学生最真实的生活，不知道找谁来写，某天无意间看见了我的一篇日志（现在成为了本书的前言），于是找到我，表达了这个愿望。因为这个前言，便有了现在这篇后记。从2012年的7月开始，我便向时差党们征集留学故事，到2013年的7月书稿编写结束。一年时间内大约收到了300封邮件，共计20万字的故事素材。在此，我务必要向这些愿意毫无保留地分享故事给我的时差党小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本书由10个故事组成，共计十几万字。我知道写到这里，很多小朋友又要叽叽叫着说：“曾良君，你拖延症又犯了吗？10个故事写了一整年啊！”你们不知道，这又是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作“年少无知”。年少无知的我开心地接手了这本书，然后哭着发现了一个问题，好像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留学生活”，因为这个命题过于庞大，没有人可以回答。于是下一步理所当然地将故事载体细分为一个个国家，可“最真实的美国留学生生活”或者“最真实的英国留学生生活”这种标题听起来就够傻够天真的了。从收到的邮件来看，大家基本上都过着截然不同的日子，别说同一个国家了，即便在同一条街的同一栋屋子的楼上楼下，两人的生活也可能千差万别。许多电影的开端不都是这样的吗？不管过着怎样的生活，可这些都是“真实的留学生活”啊，这点无法否认。那么该拿这些庞杂的故事怎么办呢？最终我将故事的载体定位在城市上。所有的故事都从这句话开始：年少而得以远游的我们是何其幸运。这是一封邮件的开场白，发信人是一位美国留学生。这个观点，在其余的300个故事中被90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述过。所以在一个个以城市为载体的故事中，我要写出“真实的留学生活”，便要写清楚，为什么他们在经历了几年的留学生活后，尤其是在经历了很多实在说不上愉快的事情后，仍然认为自己能够留学是件幸运的事情。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尤其对于我这种第一次写纪实文学的人，又不像通常的那些故事一样，轻松地以“我有一个朋友，现在我们来讲讲他的故事……”为开头，毕竟我不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绝大多数人我甚至完全不认识，但他们把故事投递给了我，这是我们之间唯一发生的联系。一个绝对的旁观者，要去讲述许多陌生人的故事，这些陌生人生活在某个我不了解或此前未曾听说过的城市，现在我要讲述他们的生活，描述他们的成长，想想就一个头变两个大。为了能说清楚这些历程，又要努力淡化我这个旁观者，我尝试了许多写作方式。一开始故事都是第一人称，从留学生自己的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后来又觉得不好，便改为第三人称，可变为第三人称后，他们很多留学过程中的心得体会由我之口说出，便成为了莫名其妙的说教。为了避免这一点，最终改为了叙事与访谈结合的形式。这样反反复复改来改去，废稿多达十几万字，竟比正文还多。初步整理出故事主线后，便明确主题和改编细节，为此，又要反反复复地去采访故事里的主人公们。我一度觉得自己很残忍，在许多人的故事中，早期的经历绝对说不上愉快，那些残忍的过往明明已经结了疤，我却为了写作要将它们掀起来看一看。在他们写来的邮件中，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往往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是到采访时，我却要一句句拎出来问他们，“所以当时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大概菲律宾篇是我写的最差劲的一篇，主人公面包女王和德国篇里的打工战士都是很辛苦的人，可她们的辛苦又不一样。如果说打工战士的辛苦是奋斗和昂扬的，那么面包女王的辛苦便是残忍和黑暗的。我对面包女王的第一次采访历时3小时，采访完，我一度觉得非常压抑和沉重，之后写她的故事时，敲打键盘的手都有些抖。第一次完整成篇后的效果非常差。大概是用力过度，让人难以阅读和感觉压抑，编辑将我的稿子退了回来，大意是：这么沉重，让别人怎么读啊！之后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采访，最终用一种较为轻松和调侃的方式将这个故事讲述了出来。我对于面包女王颇感愧疚，可她却温柔地对我说：“没关系，无论你问我什么问题，我都会告诉你的。”我想，这就足够证明她的心灵已被治愈，也已经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她会认为能够留学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可用这样的方式来叙述，面包女王的故事便模模糊糊地失了真，此后大约经过数十次的修改，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大概是我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截稿期在7月，6月我为了推敲细节和完善故事，集中采访了许多留学生。往往写一个城市的故事，为了能够写出城市气质，需要采访好几个在当地留学的学生。这是为了防止偏颇和不必要的个人成见。除了主人公外，我还会将稿件给同城的留学生看，询问他们的意见，可他们往往意见不一样，这便需要采访更多的人。那时候适逢期末考和升学，我也在做毕业设计，忙得不可开交。白天忙毕业设计，到了深夜，便要算好了时差，和时差党们见缝插针地聊几句，将稿件给他们过目，希望获得更多的意见。有时候大家说着说着便聊起了留学期间的奇特见闻，我听得兴起忘了时间，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