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陈小露分娩了，她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她以为何长贵会不高兴，可他却高兴得手舞足蹈。每当她给女儿喂奶时，他就把头枕在她的大腿上，一边看着女儿吃奶，一边让女儿叫他爸爸，一双幸福的眼睛望着她，直望得她的心里也贮满了柔情，贮满的甜蜜。她总会情不自禁地腾出一只手来，深情地抚摸着他的脸。
女儿的降生终于补写全了家的含义，无疑，也给这个家带来了快乐和温馨。但是，对于一个原本小得不能再小的家来说，一下了骤然增加两口人吃住，生活的窘迫和压力也随之加重了。为了节省租房的钱，何长贵把吃饭的桌子搬在了屋檐下，把原来的“餐厅”兼“客厅”收拾出来，添加了一架旧木床，成为了母亲和女儿的卧室。陈小露刚满四十天出月，就主动去丝厂上班了。随着女儿的一天天长大，那段日子虽然过得极为拮据，倒也飞快地过去了。
当女儿开始上小学时，丝厂开始变得不景气了。厂长在走马灯似的换着，厂子的效益却连年滑坡，到后来，连工人的工资也不能足额按时发放了。好在那些年里，何长贵的工资倒在不断地涨着，而且还有几次长幅很大，所以他们生活得也并不着急。不过，陈小露发现，正是从那时开始，何长贵变得不那么老实了，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抠钱。她知道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不过她也没太在意。
在苦撑了一些时日之后，丝厂还是垮了。几百号工人一下子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纷纷自谋起职业来。有的卖菜，有的擦鞋，还有的干脆去了gd打工。不过，丝厂的垮掉，恰好成为了一个转折，给陈小露和她的一家带来了转机。凭着她还算好看的脸盘子，再加上她壮实的身板，她很快就谋得了一份替人看店的工作。活儿虽然辛苦，常常要到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但这对陈小露来说，算不得什么，工资比在厂子里还高呢。
人们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母亲去世之后，爸爸对他们兄弟姐妹不闻不管，当年就是靠她当起了这个无父无母的家。所以，她总是手做着事儿，心里还总想着另外的事儿。不久，她看到顾客现在大都喜欢喝啤酒，餐馆里每天啤酒的进货量很大，她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商机，开始做起了餐馆啤酒的推销来。先是一家，慢慢地包揽起了全镇所有餐馆的啤酒推销，为她挣来了一大笔钱。
后来，小镇上成立起了一个乐队，她也积极参加了，每有闲暇，便去排练。凭着她良好的乐感，嘹亮的嗓音，很快就成了乐队里的主唱和顶梁柱。时逢小镇兴办红白喜事之风盛行，无论是婚丧嫁娶，小孩满月，大人过生，还是开业庆典，人们都喜欢请上一个乐队来助悲或助喜，以图上一个热闹。一时，他们的业务接踵而来，有时甚至是扎堆而来，生意十分兴隆。不过这活儿很是辛苦，熬更受夜，那是家常便饭。但也很来钱，遇上旺月，一个月收入往往过万，平常日子，也不下几千。所以，她便辞了以前的工作，专职地干了起来。
汶川地震之后，小镇的建房、买房之风也强劲地吹刮起来了。一时间，售房小姐成为小镇的紧缺，而且收入十分可观。因为她名头响，出得众，又能辞善言，因此，她同时成为了几家房地产商售房部里的首席售房小姐，收入自然可观。
毫无疑问，陈小露所挣的每一笔钱都是辛苦钱，甚至可以说是血汗钱。但正是这些源源不断的钱，使得她们家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了。不光她穿起了名牌，提起了名包，戴着黄灿灿的耳环、项链，就连何长贵也跟着穿起了名衣名裤，名鞋名袜，无论春夏秋冬，一身西装革履。过去一向显得畏畏缩缩的他，也一下子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了。
特别是在跟着陈小露出席了几次老板、土豪们的聚会之后，他结识了一位在县城开歌舞厅的老板，回家说动陈小露拿出四十万钱来，与那老板合伙经营起来。随着规模的扩大，业务的纵深拓展，在分得了几笔滚滚的红利之后，他也为自己自戴了一顶“大老板”的头衔，身上也自罩了一层富翁的光环。隔三差五的，他总要去一次县城，出入在高档酒楼与高级宾馆之间，专门要找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姐，以雪当年之辱，补偿自己已经逝去的荒芜的青春。还不时在同事面前，炫耀几番。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歌舞厅被查封，他也灰头土脸，低落了一段日子。虽然还是一身西装革履，倒也显得像个刚遭受了霜打的茄子。直到前些年，孙志调来镇上当书记，他那深夹着的尾巴，才又重新露出来了，而且没有人摸它，却也越翘越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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