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改革开放初期，华夏对个体经济实行的是限制型发展政策，与后来的大力支持和扶植不同，工商局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对个体户的管理和限制。
限制型发展政策首先表现在，对个体户的经营范围方面，八十年代初期，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只限手工业、修配业、服务业等行业，其他领域都不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
对经营人员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当时能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只能是待业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等无工作人员，退休人员从事个体经营要开具家庭生活困难证明才能办理执照。
但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再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和解放后个体经济发展政策的变化，人们对个体经济心有余悸，认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政策又会改变，所以对个体经济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也致使工商局变成了一个门庭冷落的清水衙门。
李郁和张志强进了市工商局这个冷清的衙门之后，一位名叫吴育金的科长亲自接待了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了咨询服务。
一番咨询下来，李郁大概摸清了情况，现在从事个体经营，办照好办，工商局也乐意给你办，上面鼓励个体经济，各地的工商局都想干出点成绩来，但要符合经营范围。超市、服装店、美容美发店和录像厅等等这些行业，基本都属于服务业，完全符合相关规定，可以办理营业执照，合法经营。不过像录像厅这类特殊的行业，想要办理营业执照，要先拿到相关文化单位的批文才可以。
另外建筑业不属于服务业（相当于第三产业），属于第二产业，所以李郁想开建筑公司的想法破灭了，他也只能先当个包工头了。
了解完办照的事儿，离开工商局，李郁和张志强他们二人又去市里的几家百货大楼逛了逛，不过没有特地去找张玉芹。
在卖电器的地方，李郁见到了大彩电，20寸的，外国进口的，派那扫内克，松下的，也见到了录像机，同样是松下的。
录像机不是摄像机，不能够摄像，之所以叫录像机，是因为可以使用录像带录制电视节目。
这两样东西是挺好，不过死啦贵，彩电要三千多，录像机要四千多，加一起快要八千块了。这是1983年啊，大米两毛钱一斤，猪肉才一块多，工人工资每个月就几十，存款超过一千的就很少了。八千块钱当真是天文数字，好房子都能买几处了！
张志强知道李郁的打算，李郁显然是想先开个录像厅，开录像厅就要买彩电，买录像机，可看到这个价格，他立马蒙圈了。
可李郁却没把什么价格放在心上，他还没心没肺地伸着小手，指着那个最大的电视机，问人家有没有更大的呢。
另外，除了价格方面，这两样东西，不是你有钱，想买就能买的，还要票。
建国初期，因为商品供应不足，票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票证的种类有所减少。此后，国家经历了十年****，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紧缺，“****”后，票证的种类又多了起来。
八十年代初的华夏是一个票证疯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证名目繁杂，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
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
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
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票证的种类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什么样的商品就要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要对号入座，李郁啥票也没有，就算有钱也啥都买不了。
看着眼前为数不多的彩电和录像机，李郁不禁想到了日后大商场里那些泛滥成灾的电器，前后一对比，让他唏嘘不已，最后摇头叹气地走人了。
逛完百货大楼，时候也不早了，李郁和张志强俩人就回家了。隔天，李郁又让张志强驮着他在市里各处看了看门面房，总之，他也很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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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26号，农历九月廿一，玉堂值日（黄道日），宜除服、疗病、出行、拆卸、入宅。
在这天，李郁他们家搬家了，搬到了沟北。沟北离西山，也就是他大姥姥家那片儿，不算太远，但跟原来住的地方不能比，从原来住的地方到他大姥姥家，走路用不上十分钟，而从沟北走路到他大姥姥家要半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张玉芹接送起李郁来就不是很方便了。
而上一世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上一世张玉芹这个时候早已经把工作辞了，专心地做起了家庭主妇。
在这种新情况下，张玉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要买辆自行车。李郁和他老妈的想法则完全不同，他想给自己找个保姆，男女不限，稳重就行，这样他非但不用去他大姥姥家了，而且出行也方便多了。
没人跟在身边，李郁不敢出去随便瞎跑，万一遇到拍花的，事儿可就大了，什么眼角膜啦，什么肾啦，那可就全都不保了。
为此，在搬家后的第二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他们专门讨论了一番。
“找什么保姆啊，不是还有我呢嘛。”张志强听李郁说完，又开始大包大揽了，“姐，以后你就专心地上你的班，小郁交给我了，也不用送到大伯家去了，我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