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从二十七八岁开始酗酒。那之前也喝，也大醉，但不是离不开酒。我记得二十五六岁的某年冬天，我一个人躲在一个朋友在虎坊桥的空房里写作，我印象中有时下楼买吃的，顺便带两瓶啤酒，我记得是北京白牌，好几天之后，竟然还剩一瓶。现在，除了狂醉（10瓶以上）的次日我不想酒，其他时间最少每天两瓶。我大约一周狂醉一至二次。当然我只喝啤酒。原因是，啤酒可以“痛饮”。我第一次醉酒是我18岁过生日。这个口气有点像庸俗的文学女青年在说：我第一次失身是在……2那天我们是在三里河的河南饭庄一楼。是个下午，5月28日，1984年。我喝了两升，那种塑料升，喝第二升时就有点困难，勉强喝完了，浑身难受。那时我还不会抠嗓子眼，但身体的本能就是想上厕所。我跑到饭庄东侧邮局旁边的公共厕所，很惬意地拉了泡屎，难受也随着那泡屎被拉出去了。出了厕所，我感觉基本没事了。之后是去玉渊潭游泳还是到月坛北街弹吉他唱歌，我就忘了。或许是先游泳后唱歌。那时候一升啤酒五毛六。那天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么一件事：我们这桌喝着喝着，忽然发现邻桌是熟人，是44中的几个小子。别小看这44中，它在我的青春中给我留下很多美好印象，并且它是王朔的母校。那几个小子中有一个是我们的小学同学，外号“大舌头”，小学时老被我们欺负，现在就数他混得好。他是著名电视台的著名制片人，他没成节目主持人或许跟他的舌头有点关系。3我现在特别痛恨对别人的生理缺陷抱歧视态度的人，可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么干的，所以我像反感“美好青春”这个说法一样反感“金色童年”。人生真是“苦海无涯”啊。只要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谁都别想落好。但人生又遵循着某些公平原则，谁能说大舌头今日之辉煌不正是对他凄惨童年的补偿呢？再看看当年欺负他的那几个小子：我就不用说了，惨；还有一个叫杨红兵的小子，是小学我们班的文艺委员，颇有表演天分，当年以模仿大舌头说话而名扬全班。在他的带动下一部分男生将平时的说话全改为大舌头，边说边乐，并且时常能赢得女生们一阵阵的笑声。不要认为女人天生比男人有同情心，我不记得任何一个女生当年站出来制止这场羞辱，她们只是以欢笑的方式助纣为虐。“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欢乐”这一现象，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有效的制止方法。终于有一天大舌头忍无可忍，在某个课间，一腔愤怒对准了始作俑者杨红兵，先是饱以老拳（大舌头身材魁梧，杨则偏瘦）。无奈杨红兵身手敏捷，笑叫着东躲西藏，满教室乱窜，大舌头竟不能把他怎么样，于是大舌头情急中抄起把椅子便掷了过去……没砸着杨红兵，却把玻璃黑板砸了道大裂缝！这件事的结局是：大舌头这一不堪凌辱的义举受到老师严厉批评（是否赔了钱我不记得了），并在班会上念了检查。而杨红兵只受到口头提醒，没事儿。多么不公平的世界！但似乎又很公平。后来的杨红兵是那么不走运。例1：初考、中考，杨红兵都是差半分或几分而没考上理想学校。例2：高考时杨红兵认准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但初试就被刷了下来，第二年第三年他分别报考了中戏导演系和广播学院导演系，均不中。结果，等我们大学都快毕业了的时候，杨红兵灰不出溜落脚于人大一分校学了个什么企业管理。例3：有一次令人心痛的婚姻……现在的杨红兵混得还算可以，外企的高级白领，至少小款，或许这也是对他当年在艺术殿堂前碰得鼻青脸肿的一种补偿？他要是当了导演，肯定就是最惨的那种，比如一根筋认准了艺术电影，高不成低不就，除了大骂好莱坞什么本事也没有，搞不好堕落为一个白酒主义者也未可知。4回到我的18岁生日，我们跟44中那几个小子不知怎的就坐到了一起，而且聊得火热。我怀疑我是不是又向人家约稿了？当时我们正在办一本叫《蔚刊物，油印或复印。我们时常打着这个旗号到各校泡妞、盘道、发展哥们。44中那帮人中有一个叫李泉的哥们，跟我们最聊得来，他也喜欢文学，酷爱探讨人生，正合我们胃口。后来只留下李泉跟我们聊，大舌头等人对人生、文学、哥们、妞等似乎不感兴趣，先走了。我们聊着聊着没酒也没菜了，那就干聊。那年头常干聊，就着酒菜简直太奢侈了，大家根本没那个愿望，不像现在，没了酒菜都说不出话来，以至有时完全颠倒为只是喝酒吃菜，聊？没的聊啦！这时李泉说去上趟厕所。没多大工夫，他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满头是汗，没容大伙发问，他从怀里掏出5块钱！说了一些充满哥们义气的大话，好像有“寿星”什么的，那番话充满了成人味和痞味，加之他是跑步回44中取的，大约来回也有个400米吧，外加上楼下楼，其言其行令在座者无比感动（关键是我们跟他在此之前并不很熟），因而也令我至今不忘他那一头大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所谓侠肝义胆也不过如此吧。那时的5块钱对于我们绝对是个大数，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一个月的午餐费就是5块。于是又要了酒和菜，于是我就是再难受也要把那第二升啤酒喝完，于是此后李泉成了我们的好哥们。5从1984到1999，15年。这之间的时间算是青春吧。对这15年，我心中似是一个大空洞，我不知怎么面对它，我不知我此刻的感觉是否叫做“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