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谢谢你的配合，”周赫煊说，“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有没有读过书？”
小贩笑道：“我叫李全，32岁，卖糖堆儿的，不识字儿。”
周赫煊又陆陆续续问了七八个人，甚至连印度籍巡捕都调查了，得到的回答惊人一致：杀人犯和娼妓的儿子不该读书！
谭熙鸿目睹了整个经过，不可置信道：“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别急，慢慢来。”周赫煊又截住一个戴眼镜的，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
那人说道：“当然有权利读书，现在都民国了，进步的文明社会就要给每个国民以受教育的机会。”
周赫煊问：“如果这人长大学坏呢？有知识的坏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应该受教育，学校可以导人向善，纠正他危险的行为观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谢谢你的配合，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鲁杏芳，字润良，29岁，金融硕士，洋行职员。”
这个问完，谭熙鸿才说：“看来还是读书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说。
很快又问到一个卖菜大妈，她说：“多读书有好处，这杀人犯的儿子，说不定长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总共收到五百份调查问卷，最后统计出来：持否定观点的占87.2，认为杀人犯和娼妓的后代不应该读书；而持肯定观点只有12.8（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知识分子）。
看到这个结果，周赫煊默然无语，他没想到会如此糟糕。
谭鸿熙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给忘了，叹气说：“国人的观念还需要进步啊。”
第二天，《大公报》把调查结果披露出来，立即在京津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热议，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们提到，民国初期有三种教育。其中民众教育理论，认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历史上，这种理念正是发源于北伐时期。
周赫煊没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报道，居然促使“民众教育理念”提前兴起，点燃了全民教育的火种。
做为几十年后的现代人，你很难想象民国初年那种蒙昧，罪犯的儿子不配受教育，居然会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共识。
解放思想，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