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说：“我在南洋当过乞丐，做过报童，饿极了也不免沦为小偷。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能吃饱，有个躲避风吹雨淋的房子。中国是什么？我不知道，那跟我无关。”
沈从文心想：原来《神女》的创作，来源于周先生的自身经历。
“十岁那年，我偷了一个传教士的面包，并被当场抓住，”周赫煊冷笑道，“他没有把我交给警察，而是收我做小跟班。但他可不是什么善人，我不但要干活，还经常遭他打骂，被他称作猪崽子。但我要感谢他，是他教我读写英文。后来我又随传教士去了美国，那可真是个糟糕的国家。你们没有留过洋的，可千万别把列强当成天堂。那里的穷人，不见得比中国百姓过得好。英国的工厂里，每年多有很多儿童死亡或者残废。而标榜民主的美国，第一等是白人，第二等是拉美人，第三等是黑人和印第安土著，至于中国人，地位可能比畜生要好些。我见过中国人被活活打死，美国警察就在旁边看热闹。那时我开始思考，中国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是中国人？中国究竟怎么了？”
是啊，中国究竟怎么了？
学生们或悲愤，或沉默，全都沉浸于周赫煊的故事当中，反倒把他校长的身份给忘掉。
周赫煊在一步步转移话题，他做到了。
嗯，接着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