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吕所，美国人怎么会突然来我们所考察啊？”
杨卫宁疑惑道。
吕文军笑道：“他们是主要是为和平典范计划而来的，之前已经考察完了601所，只是顺带到我们所看一下。”
“和平典范？”
杨卫宁不由得为之一愣。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美航空合作最值得称道的除了“黑鹰”直升机外，就是“和平典范”计划了。
自从中苏分裂后，双方关系逐渐紧张，直至珍宝岛冲突，中苏两国在边境附近阵兵百万。
来自北方的压力成为中国国防的首要威胁，从60年代以后，苏联大批新型武器装备陆续装备部队，特别是图-22m逆火超音速轰炸机对中国威胁尤为重大，其可以2m的速度低空高速突防，从苏联远东，中亚部分和蒙古起飞，迅速对我国三北地区重要目标进行打击。
而中国空军当年装备的歼-6/7战机根本就无法对其进行拦截，歼-8虽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由于其缺乏完善的机载航电系统，如果逆火在恶劣天候掩护下来犯，那么我国依赖的只有红旗-2防空导弹。
而这种固定的防空导弹很难在广阔的地区全面防御这种灵活的超音速轰炸机。
因此，从60年代开始，中国就需要一种能够在全天候条件下在领空外或者边缘拦截敌方轰炸机的战斗机。
这也是当初歼-9计划的由来。
但歼-9战斗机因为不切实际的将指标提高到双三，即所谓的三万米高空三马赫速度，这是中国航空业当时的基础研究水平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水准，这也导致70年代后歼-9的研制日益迟缓。
而这种情况下，70年代末，根据部队80年代中后期武器装备更新需要，结合世界歼击机发展水平，中国的航空工程师们提出了歼-8大改的设想，以便在80年代为部队提供能够拦截高空和低空高速入侵目标能力的歼击机。
由于新歼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拦截逆火轰炸机，这就要求其超音速性能要好，三角翼优点就是展弦比小，激波阻力小，超音速度/跨音速气动性能较好，气动焦点变化平衡，另外结构强度什么的也比较好。
在中国航空工业整体气动技术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三角翼布局的歼-8Ⅱ较好得满足了设计要求。
但三角翼缺点就是诱导阻力大，亚音速时的续航能力和机动性能都不好。
而且想拦截逆火轰炸机，除了要想优秀的飞行性能外，完善的航电系统亦必不可少，特别是下视/下射能力的脉冲多普勒雷达-pd雷达。
歼-8Ⅱ最初准备配备的是14所研制的1471雷达，但当时中国在此领域的基础几乎是空白，尽管1471不是全波形雷达，只有中/低两种脉冲重复率，但其技术难度亦让当时14所的雷达工程师们望而生畏。
作为1471雷达的备份，长虹厂也开始在204的基础上研制具备拦射能力的208雷达。尽管其是单脉冲火控雷达，不具备下视/射能力。但研制工作仍然不顺利，可以说困难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军事委员会决定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系统的办法也解决歼-8Ⅱ配套系统落后的问题。
这就是和平典范计划的由来。
从1982年到1987年，中美两国就引进航电系统进行多次谈判，参与竞争的有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和格鲁曼公司。
洛克希德是f-16战斗机的制造商，格鲁曼则是f-14“雄猫”战斗机的制造商。
最终，经过多次对比后，中方选择了格鲁曼公司作为外方总承包商，飞机系统的安装、检测、测试及试飞则在该公司在纽约长岛的比斯派格工厂内进行。
雷达则选用美国的an/a-66雷达，基本上相当于美国f-16block15批次上的雷达水平。
an/a-66雷达分为7个可更换部件，包括天线、发射机、接收机、数字信号处理器、计算机及控制系统，用脉冲多普勒和单脉冲两种体制。
工作状态包括空空、上视、下视、格斗和空地，其中空地又包括测距、真空波速绘图、多普勒波束锐化、地图冻结及辅助导航和对海搜索等功能。
除了an/a-66外，火控系统另外重要系统采用了利顿公司的ln-39惯导系统。
其实就是美国空军的标准惯导系统，ln―3g系统符合美空军f8标准中等精度的要求，即系统在外形、功能及适应性三方面均可协调互换，定位精度为0.8海里/小时。ln―39的“心脏”是p―1090惯性平台，这种平台是p―1000平台的小型化当采用ln―37中的p―1000平台元件及系统软件后，p―1090平台可达到的精度为0.2~0.3海里/小时，平台平均故障间照时间为2000小时。计算机为lc―4516c型。
通过更换输入/输出组件或修改轻件使得ln―39在功能上有所增长，如组合导航(多督勒―惯性、飞行中对准、地面定位系统―惯性等)和操纵、火控、燃料管理等辅助任务。其备份为姿态航向基准系统。
为机载火控系统提高相适应，改进后的歼-8Ⅱ的座舱也得到提高，采用新型平显和多功能显示器.其中hud视场13*9度，功能包括显示火控系统信息和还有雷达信息，飞行数据和机动能量管理信息包括空对空瞄准时显示雷达目标截获指示符号、瞄准光环、导弹的最大和最小发射距离、瞄准操纵点、弹丸示踪线(热线)和飞机速度矢量(vv)等。
在空对地瞄准状态显示使用各种空对地武器的攻击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