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中午，刘钰又来到了距离高知城仅有一河之隔的那座小山上，陆战队已经在这里构筑了简单的阵地。
数百份抄写后的文章，正在往热气球上装，升到高空，要趁着午时从海上方向吹来的风，把这些传单扔到高知城的城下町中。
那里，才是识字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
雪花板的传单随风飘舞的同时，在浦戸城周边的村镇中，凭着通译们到处宣传那份檄文告示，已经有四个识字且有志向的人，豁出了将来的性命，加入到了刘钰的宣传鼓动当中。
他们是真的相信仁义的，也是真的有救万民于水火之心的。
但人还是太少。
飘在海上的军舰也征调了大量的高素质军官生，大量的实习舰长、实习军官全都上岸，只留下的标准配置的舰队船员。
他们按照流程，正在各个村子烧毁一些贡赋表单、惩罚那些过手克扣的村头，这是三个矛盾的中的一个。
领主、连接领主和农民的村头，还有一个矛盾点在高知城的城下町中，那才是真正可能引爆农民情绪的引线。
一国一城制下，土佐藩只有一座高知城。高知城不大，就是个城堡，城是城、市是市，城在小山上、市在城之近。
武士们名义上对土地有所有权，但没有使用权，也不准住在村子里，只能聚集住在城下町。
商人们也很少住在村子里，偶尔有一些在村子里的商人，都是小商贩，那是属于民愤不大可以团结团结的。
真正能够引爆农民情绪的，是居住在城下町的一些高利贷商人。
按照大顺的说法，其实叫地主乡绅更适合一些。
纯粹的封建制，没有乡绅。
土地不能买卖，领主将土地分给农夫，农夫按照土地纳贡给领主，这是理论模型。
如果只是这样，理论上农夫只能恨领主压榨的太狠、恨一下村子里负责征税的村头克扣。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参觐交代制度的实行、农兵分离制下导致出现了一个纯粹的消费阶层，导致日本出现了一个畸形的统一市场，纯粹的封建制已经慢慢瓦解。
而幕府之前的一些政策，又加剧了这种瓦解。
在刘钰送地瓜以走私的那场大灾荒之前，幕府的财政就已经出现了困难。
为此幕府甚至停掉了参觐交代制，换取一万石的石高给幕府上缴一百石大米，以渡过严重的财政危机。
可参觐交代制度，是削弱外样大名的重要政策，幕府心里也清楚这么做是饮鸩止渴，所以还得想别的办法。
封建领主财政出了困难，商人就会发笑，不管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
而为了度过财政危机，幕府又不得不同意开发新田，鼓励商人参与投资开垦。
开发新田，需要资本。
有资本的商人垦田，如果无利可图不会去干，所以幕府允许租赁制，对土地买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瓦解自己的统治基础份地制。
刘钰对纯粹的封建制怎么造反，不是很熟悉——这是大顺的一些人为了防止土地兼并所一直幻想的变种井田制，土地不能买卖，贡赋征收，供养士阶层。
但感谢幕府的改革，他在日本的农村终于找到了大顺农村的感觉，尤其是兼并土地的套路，熟悉无比。
商人放高利贷，农民穷的整天啃萝卜，借钱只能以地抵押。理论上不准土地买卖，可现实很难监管。
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中，还不起高利贷，很多人以很低的价格将土地质押给商人。
幕府政体之下，理论上不允许有乡绅地主，可这些放贷的商人只是披着商人皮的地主。
原本是领主、农民的二元关系，中间商也就是那些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多收一点，过手的时候多拿一点。
现在则成为了领主、商人地主、农民的三元关系。
理论上的公四民六之外，幕府既然承认了商人可以租佃土地，那么也就在法令上做出了规定，商人地主可以收取百分之十五的地租，这是合法的。
可就像是大顺规定了高利贷的最高利息一样，法令是法令，现实是现实，新兴的商人地主可不会只收百分之十五的地租。
稍微使使劲儿，公四民六的贡赋再加上商人地主的地租，尤其是土佐这种享保大灾荒最严重的地区，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了，佃户的整体地租已经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已然和大顺最严重的一些地方差不多了。
五成地租的永佃制在大顺都可以成为“仁政”，刘钰在这边喊出了“三十税一、均分土地”的口号，诱惑力可想而知。
农民恨商人，也恨领主。
可对领主的恨意藏得很深，因为贡赋制度早已习以为常，农夫已经被制度化，认为贡赋理所当然，就盼着领主老爷开恩，少收一点。
可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新涌现出的高利贷商人、或者叫新兴地主，这才是农民切身的、最直观的恨。
封建社会，士农工商，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商人富集财富的速度太快了，又不搞实业只搞放贷金融和囤地，招恨也是必然的。
那些放贷兼并土地的商人，也就是刘钰认为的引爆农民情绪的导火索。
幕府十五年前出台的《典当地租佃法令》中对租佃制的认可和几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中的土地兼并，就是这条导火索可以引燃的火药。
这些商人居住在城下町中，城下町不是山城，没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