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考教，似如殿试，这些人自是早有准备。
若以富国、强军、拓展民族生存空间之类的角度去看，这些人的回答相当靠谱。至少，在贸易、经济、海军、南洋、拓张、殖民等问题上，比朝中的大部分大臣要靠谱的多。
但皇帝听后，心里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滋味。
听着这些人张口闭口便是什么“垄断”、“贸易”、“商品”、“同化”、“统治”、“劳动与财富”、“分工”之类的词汇，皇帝面上虽频频点头，不时夸奖几句，可内心终究是有些警惕的。
这些人说的这些东西，只有这些人懂。
这些人之间，也有矛盾，在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们争辩所用的词汇、争论所用的思辨方式，却是一致的。
皇帝并不知道后世的事。
但若以后世的例子，可以说，他们内部的争论和异议、以及争辩所用之词汇、理念，有点类似于俄国的民粹派和布党：都用阶级、斗争、资本、社会这样的词汇；最终目的听起来也是一致的。
其实他们的思想差别很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用的词汇、理念、最终理想，在外人听起来，却根本分不出区别。
皇帝从不担心刘钰这一个人，因为刘钰的行事风格也好、大顺的集权结构也罢，刘钰自己是翻不起什么风浪的。
可是今天询问这些人对南洋、贸易、富国、强兵的看法，这些人所用的词汇、思辨方式，却让皇帝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担心。
顺承明制，靠的是良家子做刀把子、勋贵掌军，来达成与文官的一种平衡。
同时，因为明末西学进入，使得大顺可以开办武德宫，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学文官的教育系统，培养一支能够和儒学系文官格格不入、互相仇视、争夺官缺的基本盘力量。
但是，用新顺开国、建立制度的太宗皇帝的说法，“武德宫如果不考泰西几何天文地理之类的学问，便是去背祖率、看谁背的小数点后位数多，其实也一样。只是选出一群聪明人做官，用来平衡罢了”。
三舍法武德宫、良家子、开国勋贵等，这一支平衡儒学文官的力量，是没有“道”的。
他们没有什么官方指定的信仰、信念、主义，或者说，他们的“道”，仍旧是儒学那一套东西。
或者说，根本没有。
当王莽新政失败之后，儒家最后一次在现实构建地上天国的理想也基本破灭了，如今便是科举出身的，问他有道吗？只怕也没有，哪有真的准备践行三代之治、真的实践复归井田的？
既然都没有道。
也既然太宗皇帝认为，哪怕是比背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位数、或者比看谁画屎画的传神，选出来的人和科举选出来的，在做官能力上区别不大——熟读经书科举高中的人，到底是因为他们本身足够聪明才智能够理政、还是因为他们学了经书才能理政，这一点太宗皇帝倾向于前者，并认为聪明人都去学书经所以科举选出的一定是最聪明的几个，但要是去学几何算数天文地理诸子百家，考试取名次基本上还是他们——那么，说白了，武德宫良家子这一套系统，就是为了制衡而存在的。
这是明摆着的事，大顺朝中上下全都清楚，秃头上的虱子。
至于为什么非要用所谓的“泰西学问”，而不用天朝自己的诸子百家？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敢用诸子百家为与儒学抗衡的道统，大顺这江山就坐不住。
诸子百家，是有道的。
故而用泰西学问，其实对应的，是儒家六艺，因为几何之类的泰西学问，只有术而无有道。
礼、乐、射、御、书、数。
科举选拔，考的是六艺之三：礼、乐、书。
武德宫选拔，无非考的是六艺余三：数、射、御。
这么听起来，就好听的多，大顺依旧是尊重儒家道统的，与“保天下”三字是吻合的。
武德宫考的策论、历史、地理、算数这些，也只能算是所谓“儒学的一个分支”。
总归，道统依旧是儒家道统，至少面上过得去。
这样，一分为二，形成一支皇室朝廷的基本盘，用来对抗儒学文官体系，达成一种类似于土木堡之前的平衡状态。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皇帝居中，故意挑唆武德宫出身与科举殿试出身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不太喜欢武德宫出身德和科举出身的之间的联姻、官员比例基本上也都保持在一个潜规则内大家都认可的数量。
必要的时候，皇帝可以用文官，打压武德宫体系的；或者以武德宫体系的，打压儒学文官体系的。
这是大顺复“出将入相之汉唐风气”的基础。
然而，现在皇帝考教的这些人，说出来的这些东西——虽然皇帝也觉得很有道理——让皇帝嗅到一种权力或者说政治上的危机。
武德宫之前是只学术、不学道的。
现在跪在身前的这些人，到底算不算学了一种新的“道”？
动辄谈贸易、劳动量、财富、货币、分工……儒家六艺里，怎么也说不出这些东西吧？
礼、乐、射、御、书、数，这些东西应该算在哪一个里面？
当然这不过是为了面上过得去的政治争取，不归纳于内，也能找到别的理由。
问题是，这些人回答的东西、考虑问题的思路、思辨的方式，不管是好科举出身的、还是武德宫出身的，都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