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贞观七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
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仍旧把心爱的李泰、李治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却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的身侧，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
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再者，贞观11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
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就是：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一旦犯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而是在训斥。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斥责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其实现在李格也了到了这一点，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
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qín_shòu不如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两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
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
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