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的回归在李善长看来是回光返照，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论点，可直觉就是告诉了他，刘伯温这次回来，必定会重演上次灰溜溜离开的那一幕。他在1369年有件和刘伯温无关的烦心事，这件事就是，有几个人对他坐在宰相办公室中很不满意。这几个人的名字叫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
杨宪是太原人，1356年投奔朱元璋，因办事干练，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一。他后来一直充当使者出入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368年，朱元璋的新中国成立，杨宪被任命为副宰相，成为李善长的助手。
凌说和杨宪一样，投奔朱元璋后也很快就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功绩就是，在朱元璋派他去侦缉朱文正时，他带回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朱文正要造反。
高见贤和夏煜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投奔朱元璋后，由于脑袋灵光、办事干练，都成为朱元璋的亲信，并在朱元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表面上看，这四人没有什么联系。但只要稍熟悉明代特务政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四人都是特务出身。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在1368年之前的官职都是“检校”，检校是明代顶级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前身。1359年，也就是刘伯温出山的前一年，朱元璋在自己的草台班子政府中设置了一个神秘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被称为检校，其实就是特务。检校的前期工作是对敌人进行渗透和侦缉。比如杨宪就曾多次以使者的身份到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里进行窃取情报的工作。随着朱元璋的敌人越来越少，他的政府越来越稳固，检校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南京城中大小衙门官吏的不公不法上来。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是这些检校中出类拔萃的人，特别是杨宪，有着强大的观察力和联想力，在抽丝剥茧上无人能及，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朱元璋就曾当众表扬过这些检校们：“有这些人在，正如我有恶犬一样，能使人怕。”
我们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恶犬”的神秘可怕之处。
1359年，朱元璋对袁州（今江西宜春）发动进攻前，派了一名检校到袁州侦查。此人回来后把袁州城情况详细汇报。朱元璋问他：“你有何凭证说你到过袁州？”这名检校回答：“袁州守将欧平章门前两个石狮子的尾巴被我斩断。”朱元璋后来攻陷袁州，真就派人去查看那两个石狮子，果然如那名检校所言。
袁州当时守卫森严，特别是守将的家门口。那个检校居然能轻易地进出袁州城，还能在守将门口把石狮子的尾巴斩断，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朱元璋的特务们神通广大啊。
第二个例子有两件事，都是关于检校侦缉大臣的。一件事是，大臣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就觍着丑脸笑嘻嘻地对钱先生说：“昨日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几乎吓得魂不附体，磕头谢罪。第二件事是，国子祭酒宋讷某天在家独坐生气，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几乎魂飞天外。
随着明王朝第一个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建立，特务们的工作范围已不仅局限于京城，整个帝国的大事小情都在他们的职责内。通过这些特务的无所不至和无孔不入，朱元璋知道了很多事情。在今浙江等地，出现灾荒，地方官却隐瞒不报。在北京城有个黑和尚，出入各官员府邸，他根本就没有出家人的样儿，经常和官员说些世俗笑话。还有个和尚，是旧中国的一个秀才，因不满新中国的建立，所以在北京城里有反革命的言语。
对于他一手创建的这个特务组织，朱元璋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智慧的结晶。的确，正如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所说的那样：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需的监督工作。
而这一切都需要人来完成，杨宪等四人在这方面的表现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所以，他们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也就无须赘言了。
杨宪有野心，更有能力。朱元璋看准的是他的能力，至于他的野心，朱元璋早就说过，一条恶犬的野心能有多大？所以当他把杨宪放在李善长身边时，目的是让他注意李善长的动向，也就是做李善长身边的一条小狗，但这条小狗是忠实于朱元璋的。
杨宪从未认为自己就是朱元璋的一条狗，他进入中书省后，开始联络在各个机构担任检校职责的凌说、高见贤和夏煜。他激励众人，特务出身的人也能做宰相。如果一个特务出身的人做了宰相，那特务们的前途不必说，自然是一片光明。三人被杨宪的理想所激励，被杨宪的仗义所感动。他们抱成一团，在朱元璋面前指责李善长，并且下了调查结论：李善长无宰相材。
到底什么是宰相材，这可是说来话长。宰相有两个重要特征：皇帝的幕僚长；对皇帝直接负责。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