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我一直以为那份文件会很快找到的，因此我还没想找不到的后果。这真可怕。我想到舅舅和他的内阁同僚，想到由于我而给亲友带来的羞辱，自己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外交利益至关紧要，我做了些什么呢?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有一个同事陪我到了滑铁卢车站，将我送上了去沃金的火车。我相信，要是没有邻居同我一块儿乘坐这辆车的话，他肯定会一直陪我到家。那个同乘的人把我照顾得很周到，到家前我几乎变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看到我这副样子都快肝肠寸断了。很明显，我的病不容易治好了，所以约瑟夫赶紧搬出了这间卧室，这成了我的病房。先生，九个多星期来我一直躺在这里，神经错乱，要是没有哈里森小姐和医生，我怕是早已去见上帝了。安妮白天照看我，晚上则由另一位护士守护我，最近三天，我的理智才渐渐恢复过来。我有时甚至宁愿它不要好了。恢复理智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福布斯先生打了一封电报。他对我说，没有任何线索。于是警方又怀疑上了戈罗特，戈罗特那晚下班后在办公室逗留了很长时间。他有两个疑点：一是他走得晚，二是他的法国姓名。可实际上，我没在他面前抄过此协定，他的祖先虽然是法国人，但不管从哪个方面看，现在他都是个地道的英国人了。于是案件就此被打住了。先生，就看你的了，要是你也没办法的话，我将永远失去我的荣誉和地位了。”
因为过长时间的谈话，病人感到疲累，便斜靠在垫子上，这时护士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默默不语，在飞快地思考。
“你讲得很清楚，”最后他开口了，“我差不多没有什么要问的了。不过，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明白。你是否告诉过什么人你要做这个特殊的事情呢?”
“没有。”
“比方说，哈里森小姐?”
“没有，我接到命令后便没回过沃金。”
“这期间也没有一个亲戚或朋友去看过你?”
“没有。”
“他们知道你办公室的路线吗?”
“呀，这个，我都告诉了他们。”
“当然，你对谁也没有说起过协定的事，也没必要问这些了。”
“我一点儿也没透露过。”
“你了解看门人吗?”
“我只知道他当过很多年兵。”
“在哪个团服役?”
“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
“十分感谢。我会从福布斯那里得到详尽情况的。啊，多可爱的玫瑰花啊!”
他绕过沙发，到了开着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欣赏着娇嫩艳红的花团。手中拿着玫瑰花，我的朋友陷入了深思。几分钟后，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默。
“是不是你认为有希望了，先生?”她用很大的声音问道。
“啊，这个!”福尔摩斯一愣，才又回到了现实中，回答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有什么线索了吗?”
“你刚才给了我七个线索，当然，我得试一下它们是否有价值。”
“哪一个人嫌疑最大?”
“我有些怀疑我自己了。”
“什么?!”
“我现在怀疑我是不是过早地下了结论。”
“那你就回伦敦去检验一下吧。”
“哈里森小姐，你的提议很好。”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我认为，华生，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不要抱太高希望，费尔普斯先生。”
“我很愿意和你再次见面。”这位外交大员高声说道。
“好，无论如何，我明天还乘这班火车来看你。”
“愿主与你同在，”我们的委托人高声叫道，“顺便说一下，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给我写了一封信。”
“啊!他都写了些什么?”
“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想是由于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重一点儿训斥我吧。我的前途是完了，革职是免不了的。”
“啊，这是合乎情理而又考虑周到的，”福尔摩斯说，“走，华生，还有一天的工作在伦敦等着我们呢。”
我们由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送到了火车站，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我的朋友总是不说话，一直到过了克拉彭枢纽站，他才说：
“我想费尔普斯不会饮酒吧?”
“我想是。”
“我也这样认为，可是我们应该想到全部可能性。这可怜的人已心急如焚，我们看能否把他拉上岸。你怎么看哈里森小姐?”
“一个刚强的姑娘。”
“不错，她是一个好人。要是我没看错，她和她哥哥是那个铁器制造商仅有的两个孩子。在去年冬天旅行时，他们订婚了，她哥哥陪她来和费尔普斯的家人见面。恰好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她就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哥哥觉得这里很舒适，也留了下来。你看我已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不过我还得继续调查。”
“我的医务……”我开始说道。
“啊，要是你认为你的业务比此案还重要……”我朋友有些刻薄地说。
“我想说我可以停业一两天，反正这时正是淡季。”
“太棒了，”福尔摩斯又高兴起来，“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案子吧。”
“你已经有了线索?”
“对，我们已有了好几个。但最难的是看不出到底有何犯罪动机。但此案应该有某种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