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到1901年的几年间，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确实很忙。期间除了有许多惊人的成就外，当然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败。由于对这些案件我都记录在册，并且有许多案件我也参予过，所以要我弄清楚究竟应该把哪些公之于众相当困难。不过按惯例我可以优先挑选那些不是以犯罪的凶残著称，而是以结案的巧妙和戏剧性著称的案件。这样，我选择了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查林顿的孤身骑车人一事，以及我调查到的意想不到的结局，此结局最终以悲剧告终。虽然介绍它不会为我朋友的才能增光添彩，但这件案子中确有几个不同寻常的地方。
看过1895年的笔记后，我才知道那是在4月23日，星期六，我们第一次听维奥莱特?史密斯谈到有关她自己的事。对她的来访，福尔摩斯表示极不欢迎。但他并不是那种生性固执的人，没有完全拒绝那位身材苗条、仪态万方、神色庄重的美貌姑娘来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虽然福尔摩斯申明时间已排满，但姑娘还是固执地要讲。福尔摩斯只好无奈地笑了笑，听那位姑娘的故事。
“但这事至少没有对你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坏影响吧，”福尔摩斯把她打量了一阵说，“你这么爱好骑车肯定有不一般的精力。”
她十分奇怪地看了看自己的双脚，我也看到她的鞋底已经被脚蹬子磨得起毛了。
“是的，我经常骑自行车，而且我所说的也和骑车的事有相当大的关系。”
拿起了姑娘那只没戴手套的手，我的朋友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这是我的例行公事。”福尔摩斯把她的手放下，说道，“我几乎认为你是打字员。事实上你却是一位音乐家。不过你脸上有种风采，”那女子慢慢地把脸转到亮处，“那是打字员所没有的。”
“是的，先生，我是教音乐的。”
“你在乡下任教。”
“是的，先生，靠近法纳姆，在萨里边界。”
“你遇到了什么事?”
那位姑娘将下面这一段十分离奇的事情从容地讲述了一遍：
“先生，我那死去的父亲叫詹姆斯?史密斯，是一名老帝国乐队的指挥。我和母亲无依无靠，我惟一的叔叔叫拉夫尔?史密斯，25年前去了非洲，至今没有音讯。父亲死后，我家很穷。可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们，《泰晤士报》登了一则询问我们下落的启事。我们立即按报上的名字去找了那位律师。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两位先生，卡拉瑟斯和伍德利，他们是从南非回来探亲的。他们说他们是我叔叔的朋友，几个月前我叔叔死了。在约翰内斯堡临终前，叔叔请他们找到亲属，并保证使他的亲属不至于穷困潦倒。我感到十分奇怪：叔叔生前从来不关心我们，为什么死后要这么做?可卡拉瑟斯先生解释说，那是因为叔叔听到哥哥死讯后就感到照顾嫂子和侄女是他的责任。”
“请原谅，”福尔摩斯说，“当时是什么时候?”
“去年12月份。”
“请接着讲吧。”
“伍德利先生是个令人恶心的家伙。我想西里尔一定不高兴我结识这种人。”
“噢，他的名字叫西里尔!”同伴笑着说。
“是的，先生，西里尔·莫顿，电气工程师，我们打算在夏末结婚。可那位年纪大一些的卡拉瑟斯先生还不错。虽然他脸色土黄，沉默寡言，但举止文雅。他了解了我们的境况，于是让我到他那里教他十岁的独生女儿。由于我不想离开母亲，他就让我每个周末回一趟家。他还给我一年一百英镑的丰厚报酬，这样我便来到了离法纳姆六英里左右的奇尔特恩农庄。卡拉瑟斯丧妻之后单身未娶，雇了一个叫狄克逊太太的女管家来料理家务，老妇人老成持重，孩子很可爱，卡拉瑟斯先生也很和善，喜欢音乐，晚上我们一起过得很快乐，周末时我就回城里家中看望母亲。
“第一件令人不高兴的事就是一脸红胡子的伍德利先生的到来。他呆了足足一个星期。他作了许多丑态向我示爱。最后，当我始终不理睬他时，一天晚饭后他把我抓住抱在怀里，恰好卡拉瑟斯先生进来，把他拉开了。为此，伍德利还和东道主闹翻，把卡拉瑟斯先生打倒在地。第二天，卡拉瑟斯先生向我道歉，并说绝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伍德利先生。
“接下来，福尔摩斯先生，我就要谈到要向您请教的具体事情了。你知道，每星期六上午我都会骑车到法纳姆车站，赶十二点二十二分的火车进城。从奇尔特恩农场出来的小路很偏僻，尤其是一段一英里多长的路更加荒凉：在靠近克鲁克斯伯里山公路前，你一般碰不到一辆马车、一个农民。两周前，我又一次经过此路段时偶然回头瞧了一下，看到身后二百码左右有个男人在骑车，好像是个中年人，留着短黑胡。到车站前，我又回望了一下，那人不见了，所以我也没把他记在心上。不过，先生，我星期一返回时竟又在同一地点看到了同一个人。而接下来的又一个星期六和星期一，故事再一次重演了一遍。那人总与我保持一定距离，我把这事告诉卡拉瑟斯先生后，他订购了一匹马和一辆轻便马车。
“本来马和马车这周就该送到的，但不知为什么卖主没有交货，我只好像往常一样骑车到火车站。下面是今天早上，又发生了丝毫不差的怪事。他离我很远，我只能看清他脸上的黑胡子。今天我决心查明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