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七十多年前就批评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没有把最好的文字收进去，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逊漂流记》一类的小说时，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晚上，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看完才觉得痛快。以零碎文字做中心的教科书没有这种份量。”他把这种教科书比喻为“没有维它命的菜蔬”和“上等白米”，“吃了叫人害脚气病，寸步难行”。
陶先生还说：“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陶先生在几十年前抨击的现象并未改善，且愈来愈烈。
当代著名作家孙郁曾做过一段时间中学教师，他从自己在七十年代接受的语文教育和后来当教师的经历中，对语文教育深感失望。可到他的女儿长大上学了，他有一回翻女儿的课本，大吃一惊，他曾经教过的令他失望的篇章在女儿的教科书里比比皆是。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评价说，我们语文教材的编选基本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这实在是一针见血。
从教学上来看。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仍然沿用生字、解释词语、分析意义、体味思想，以及大量的现代文背诵等这样一种八股教条。
哪些字是生字，哪些词是生词，都是教材规定好的，学生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去读去写去背这些“生字”和“解词”，即使这些字和词早已是大多数孩子熟知的。
和语文教材同步下发给老师们的“语文教学参考书”早已规定了如何解读每一课。当代著名教育家、特级教师李镇西博士批判现在的语文课成为思想专制的场所，“学《孔乙己》只能理解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学《荷塘月色》只能理解这是朱自清对大屠杀的无声抗议……学生的心灵被牢牢地套上精神枷锁，哪有半点创造的精神空间可言？”我知道一些孩子为了上课能准确回答老师的提问，会想办法弄本教材参考书来，这样他们在语文课堂上就能“正确”地回答出许多问题。
语文课本上经常有很多现代文背诵要求。由于现代文是口语化的东西，它在文字上是开放的，不像古典文学那样词句严谨。而要孩子背诵的，多半是一些很平常的段落，根本达不到“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的境地，但考查时却要求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把一个开放的东西背出严谨来，孩子们唯恐出错，比如不能把“狠狠打了他一下”背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仅仅是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地”字，那也不行。每一个标点都要死死记住……背诵的目的只是为了“正确”，而不是为了体悟，不是为了把经典刻进记忆和思想中，只是为了考卷上不丢分。手段和目的在这里被完全搞乱了。
从教师的语文素养上看，多年来僵化而单一的教学方式，使语文教师这个群体的专业素养大大退化，“语文教师”这个角色所暗示的学科素养是如此苍白。我亲耳听到一位校长在谈到一个教师的工作安排时说“教不了别的，还教不了语文吗！”
圆圆在小学时，老师经常强调“学语文就是要背课文，凡是背课文好的学生，考试成绩就高”。上初中后，遇到更令人吃惊的语文老师。那个老师非常“敬业”，经常给学生留大量作业，其中好多作业没来由。比如把“无精打采”归入“生字”类，要学生们查字典给每个字注出读音来——对于已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这四个字哪个是生字呢？还比如让解释什么是“咳嗽”、“力气”、“骄傲”等，而这些词多半在汉语大词典上都查不到注释，学生们只好用更为复杂的文字来“解释”这些“生词”，这样的作业能让人气破肚皮。
我记得有一次圆圆做这种作业时很烦，说看来“吃饭”、“喝水”也得解释了，于是我们干脆玩游戏，一起对“吃饭”给出这样的注解：“以勺筷等特制工具将食物送进口中，用牙齿磨碎，经咽喉进入肠胃的过程”，解释完后，发现这下出现了更多需要解释的词，比如“勺”、“食物”、“肠胃”——简直是“学无止境”啊！我们苦中作乐地笑了一气。
从阅读量上来看。以目前北京市小学四、五年级课本为例，一本教材大约有2-3万字，而一个四年级儿童的正常阅读量应该达到一学期80-100万字——并非教材的2万字是“浓缩的精华”，可以抵得过一般书籍中的20万或200万字，它就是2万字，不多也不少——这就是说，从学生应该达到的阅读量来说，教材所提供的阅读量远远不够！
语文教育界近些年开始强调学生的课外阅读，并开列出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但大多数学校和教师看重的是当下的考试成绩，对课外阅读并不重视，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基本上都局限于语文课本。尤其是小学，教学活动几乎全部紧紧地围绕着课本展开。所谓“课外阅读”，不过是一缕耳旁风。
前两年，社会上开展过一场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讨论，许多人表达了对当前学校语文教育的不满，甚至有许多激烈的言辞。中小学语文课难以承载“语文学习”这样一个重任似乎已形成共识。但辩论过后，情况依旧，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