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罪恶与生俱来，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暗夜里，都会不经意间悄悄滋生，等待着某一时刻的疯长。
起初到镇上上学的时候三里屯的孩子都是家长接送的，后来春耕家家户户都要忙，所以三里屯一起上学的孩子们都是各家家长轮流带队送去上学的。从三里屯到镇上小学十里路远，有时日本的宪兵队会开车从那里路过，有时路上也会看见一些外乡的流浪汉，大人们不放心。
三里屯的小学并不算太大，一共就七八间教室，不过由于是镇上唯一的小学，所以学生特别多，尤其是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太多，教室里课桌和课桌之间挨得很近，平常走路上个厕所都不好走，那时的学生又常打架，一旦打起来周围的人都会被波及，躲都没法躲。
那时的课本只有国文和算术，国文的启蒙读物是《三字经》，教我们的老师姓张，叫张顺义，五十来岁，为人很是严厉，他平常也不苟言笑，常年板着脸，有学生犯错或者读书读不好他就用一种叫篾片的竹尺打手背，我那时候没少挨打。
张顺义是浅塘镇小学的校长，他是个很古板的人，也是那时不多见的留着清朝大辫子的人，他常年带着一顶黑色的线帽，读起书来慢条斯理，是个标准的学究先生。
在学校里学生们都管其它老师叫老师，唯独称他为先生。
那时候国文和算术都是张先生教的，教字的时候张先生一遍遍让我们跟着他读，那时没有汉语拼音，从“人口手上中下”这些简单常用的字，再到学汉字需要的注音字，都是他口头教授。
班上的学生大到十几岁小到五六岁，将近一百来人张先生不可能一个个纠正，但是他每天都会检查，若有不认识的字或者读音不标准的都会被戒尺打手背。
有一次我被打得疼了就哭了出来，下课后江生跑到我的座位上很心疼地安慰我，从那之后放了学他回家就检查我的功课，并且自己教我一些还未学到的常用汉字，让我和他一起背书，生怕我再被先生打。
江生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上三年级了，所以一年级的课程对他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张先生见江生乖巧聪明，一向吝啬于褒奖的他却经常在课堂上夸赞江生。
那年是民国三十三年，江生九岁，我和小五则都是七岁，天真无邪的年纪。
刚入学的那段时间小五特别苦恼，他个子不高，又是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座位，基本上天天被张先生叫起来默写汉字和读课文，而小五每次都不负众望地让自己成为笑柄，时常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每次被先生打手背的时候喊的声音也特别大。
张先生看着小五胖胖的小手也不舍得太用力，每次敲两下就点到即止。
那时候班上的胖子一共就两个，一个是小五，另一个叫王虎。王虎性格很懦弱，被人欺负也不敢还手，小胖子在众人的心目中本就是猪头猪脑的形象，小五自然也逃不过这种印象，尤其开学一个多月后的算术考试，小五的试卷得了三分，当之无愧的倒数第一。王虎则得了五分，倒数第二。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人是可以这么笨的，因为几乎所有人的分数都在六十分以上，除了小五和王虎。
张先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天之计在于晨，他上午会反复教我们读书认字，下午教算术，剩下的时间便是自己温故的时间。而那温故的时间便是小五和王虎的睡觉时间，每次他们都能呼呼大睡，完全不管周围有多吵闹。
除了三里屯的孩子，所有人都以为小五和王虎一样好欺负，有一次小五在课堂上睡觉，张先生让小五的同桌将他叫醒，同桌摇了摇小五，贴在耳边说先生来了，这样小五都没醒。
张先生有些生气，让小五同桌将他捶醒，于是同桌攥着拳头卯足了劲儿捶在小五的背上，一连捶了两下，咚咚的两声震响响彻教室，小五这才猛然惊醒过来。
“先生，我手都捶麻了。”同桌委屈说道。
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小五则一脸发懵地看向脸色难堪的张先生，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睡觉出去睡，现在就滚出去！”张先生勃然大怒，将小五赶出教室。
小五只好吊儿郎当地走出教室，像往常一样被罚站，一脸不服气。
张先生说：“这个马小五，是我教书这么多年以来遇到最笨的学生，没有之一！十以内的加减法，就算全写一样也不可能就得三分！这一点王虎就做得很好！”
张先生看似少有的幽默自然是惹得全班捧腹大笑，但实际上他是被小五气得。
相对于小五的倒数第一，江生的满分而且是班上唯一一个考了满分的学生，自然也成了班上的焦点。
从入学以来张先生就一直在夸江生，江生考试又得了满分，就连他的毛笔字贴也被先生贴在了教室的墙上展览，这自然引起了一些争强好胜的孩子不喜。
江生虽然人不沉闷，但也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活泼好动，下课时他时常会去操场旁边，那里有一排木桩，他一坐就是半个小时，等学校的老师敲了铜锣才晓得回教室。
那时我也终于有了玩伴，三里屯的孩子如我一般大的女孩子一个都没有，但是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年纪相仿的女孩有很多，跳皮筋，踢毽子，丢沙包，老鹰捉小鸡等等，很多种游戏，我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小五是个直肠子，心眼也大，但自尊心同样也重，按照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