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小组的骨干是孤儿和弃儿，这点我认为绝对没错。比如我，虽然可以确认自己父母的存在，但也聊胜于无。
我的母亲离开得很早，但我跟随的便是她的姓。她叫端木川蓉，是一个中国人，中国“反哺”时代（渡过灭国危机后，1959年开始，中国大量输送各种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回馈苏联，帮助苏联度过难关）里，跨上挂着“到东欧去，到西伯利亚去，帮助苏俄兄弟重建祖国”的火车，来到了苏联，而且还在莫斯科赶上了第三次世界革命战争。
关于母亲的故事，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得多。之后每一个人，每一份资料告诉我的内容都是千篇一律的：父亲带着母亲和我到了父亲所在的美国战区，然后母亲遭遇了一次奇怪的袭击，母亲为了拯救父亲而死。至此，除了一个叫端木川蓉的名字、依稀抚摸过我额头的温暖双手、常常出现脑海中飘逸的长裙长袖，其他的我就一概不记得了。对母亲的印象就已经如此模糊，父亲就更别提了，我的生父是谁、长什么样、为何抛下母亲、现在在哪里、是死是活……这一切问题都没人能解答我，我也不奢望能解开，恐怕这已经是一个永远的谜了。
没错，生父。我还有一个养父，也就是……也就是我母亲所嫁给的人，维拉迪摩·乌里扬诺夫。虽然我并不愿意，但还是根据养父的要求起了一个俄国名字：马克耶布卡·维拉迪摩·乌里扬诺夫（私下里我一直对亲密的人自称马克耶布卡·维拉迪摩·端木，但我从没告诉过他们，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做端木昭康；苏俄的宣传喉舌也不会允许我有马克耶布卡·维拉迪摩·乌里扬诺夫以外的名字）。在母亲早逝之后，真正抚养我度过童年的亲人，是我的养父，维拉迪摩大元帅。
我不知道为什么，养父没有再娶。母亲已经死了，为什么他还要待我视如己出？为什么他不再找一个妻子为他传宗接代？为什么……很多为什么，我都不曾问过，也无法去问了。和母亲一样，我的养父也是孑然一身，但他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家族里只剩下了他和我，一共一个半成员。
3岁那年，他丢给了我一把刀，让我举起那沉重的凶器砍下一颗活生生的鸡头。在刺骨的寒风加难忍的饥饿，与同情心搏斗了一个晚上，我才哭着消灭了血腥生涯中第一个被我消灭的生命。
他告诉我，眼泪对于女人是无价之宝，对于男人，尤其是军人，一文不值。
“擦干你的眼泪！不许哭，要哭的时候就把悲伤转化为愤怒，找惹你伤心的人复仇！”养父如此教我做人的道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爱，也没有“宽容”“仁慈”“善良”“友好”“同情”……只有“力量”。我自己知道，我的冷酷性格就来自于维拉迪摩的言传身教。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养父曾是苏俄抵抗军领导人，在抵抗军最危急的时候就是靠自己的铁腕手段支撑住了残局。
再后来，养父离开了苏联，来到了美国。当时我曾见过一次洛马诺夫总理，践行之前，养父第一次露出了真诚的笑容。“这是苏联的总理，祖国的勇士，洛马诺夫同志！”我记得养父当时笑得很开心，脸上写满了信任。这不可能，他从不相信任何人。
但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解放世界的战争如火如荼，报纸上到处是那张满面胡须微笑着的脸下穿着一件挂满了勋章的大元帅军服，和一次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所有人都在祝贺苏俄有这样伟大的军事家，只有我无动于衷。
“你爸真是祖国的栋梁。”在达夏和我还只是普通同学的时候，她曾这么羡慕地赞许了一句。学校里能让红公主赞许羡慕的不多，得到一个对于全班而言都是莫大的恩典，可我没有任何感觉。
也不能说没有感觉，我这是感觉相反。总觉得有坏事要发生了。
坏事还是来了。如未卜先知一样，九月兵变之前我就有所察觉。也就是养父葬身大海的那天，我一天没有说过一句话，却在一夜之间如佛祖顿悟一样，看穿了所见的每颗人心。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只知道我不能哭。
我也知道，牺牲是军人的归宿；但想起养父和洛马诺夫相处时那种至交好友间无私的信任……我绝不相信，养父是那种会为了贪恋好朋友权力，而背叛革命的人！就算他想谋反，也不可能在华盛顿，而应该在莫斯科！
说什么都没用了。“荣耀的1956”，军魂的代名词，祖国的骄傲，如今却成为了***集团。64颗将星陨落，只剩25个的仕途依旧。家人纷纷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家里的未成年男性都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去挖矿，要么加入风暴小组。毫无疑问，虽然九死一生，但是风暴小组好歹还有一条无法目视的生路，而到了矿井可就真的彻底完蛋了。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选择在矿井区安稳地居住下来。记得格兰藏姆曾说，他当年离家入伍的时候，母亲含泪相送，竟在三天后成了永别；伊扎津卡也是，20人的家庭在他出征前只剩下6人，如今更是星散各地，分不清谁是谁了。
也对。我们是军魂世家，我们的祖上加起来正好是整个苏联复仇大业的栋梁。从乌拉尔山到西伯利亚，从叶卡捷琳堡到莫斯科，从哈瓦那到阿拉斯加，每一寸土地，都凝聚着以维拉迪摩为首的“荣耀1956”那89颗璀璨星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