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梦中惊醒，周围的白炽灯光闪到了我的眼。光线并不太强，定睛一看才发现是应急灯光而已。墙壁不像医院那般雪白，或者说，曾经是雪白的，但现在肮脏不堪，烧焦的痕迹和尘土盖住了墙壁和天花板应有的雪白。
此刻我所躺的是一张医院里常见的单人床。被子倒是新的，上面还粗制滥造地画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活像教堂墓地棺材上的十字架。这里应该有过吊灯，现在只剩下了几个窟窿……
习惯性地去摸台灯开关，感觉床头柜上好像空空如也。回头看了一眼，我拍拍脑袋，笑话自己怎么会认为这间房间里怎么会配备台灯。虽然很简陋，但房间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外面的走廊上也听不见喧哗吵闹声。
“吱呀——”与此同时，门被人推开了。护士进来时惊叫了一声:“报告首长，七号床的病人醒了！”
七号床——我回头看了看头顶上。果不其然，一个大大的数字“7”。只是外面的人，说的是汉语吗？
没过多久，护士后面跟着一个穿着“绿军装”的军官（之所以说是军官，因为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军人的气息。只不过……这个“军人气息”，不太像是苏式军队），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大夫。大夫没有拿听诊器，仅仅是抓过我的手腕摸了一下脉搏，再让我张嘴用手电筒看了一下口腔，问了一些我现在的个人身体情况，就明确地对那个“绿军装”点点头，汇报道:“病人之前是疲劳过度，长期没有休息导致的昏厥，没有造成损伤。现在已经没事了。”
“很好，你去吧。”医生敬了个礼出去了。我的眼睛与在床头柜放下水杯的护士眼神对上的一刹那，后者似乎羞怯了一下，随后快步跑出了病房。那家伙……我好像在哪见过啊……
而她的心思……啧，不用看了吧，看看这位站在病床前的“绿军装”，我大致就明白了。“想起来了……”我轻轻叹息，“都说中国人在追求‘全面发展’，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从外交部跳到国防部，跨度还不小啊。”
“不敢当，”他和蔼地笑了笑，伸出一只手说，“也许我们该重新认识一下。我叫谭维惠，但准确地说，上次见面时，我的身份并不是外交部官员，而是中央调查局在瑞士的‘情报武官’。现在嘛……终于回到总参谋部了。看到刚才那位姬芸同志了吗？她也不是普通护士（这句纯属废话。虽然长得挺漂亮，但能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工作的护士肯定不普通），她是军医。”
“谢谢你的介绍……呃，中校同志。”我看了一眼他军装上的军衔说。最近中国上层流行一种仿二战款式的绿军装，甚至已经取代了西装和其他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而军人的不一样之处在于，他们会在肩章上标明军衔。“坐吧——那个，抽烟的话请回避一下——我在中国认识的人不多，陈天杰算一个（谭维惠的手抖了一下，刚塞回衣服内口袋的香烟盒没拿稳，连同打火机一起掉在了地上），你算一个。但我知道的是，你肯定不是来专程看望一个投靠了‘在近代史上抢去我国大片领土，欠下我国累累血债’的‘同胞’吧。”
“的确不是，”谭维惠捡起了落在地上的香烟盒，拿着香烟盒掸了掸衣服说，“联军王牌部队‘风暴小组’总指挥官，排行第一的精英战斗兵马克耶布卡少将大驾光临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林主席也会考虑在中南海接见一下阁下的，然后苏联大使馆的同志会把您送回莫斯科……但这是最好的情况。现实却是，我们做不到这点。”
“这里难道不是丹东吗？我记得离北京不太远吧？”我问道。
“是不太远，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吗？”谭维惠说着走到窗前。猛地拉开窗帘，外面的景象几乎吓到了我。
我从病床上起身，跟着走到了窗边。此刻的窗外依然是黑夜，但这里一定是市区。与很多国家不同，中国的城市基建水平与其宣称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严重不符。即使是丹东这样的小城市，在灯火管制下，至少可以看见无数的路灯和探照灯，在黑暗的上空闪闪发光，勾勒出整个城市的繁华景象。
但我错了。的确，光亮是有的，但那是若明若暗的火光；探照灯也是有的，但那不是城市里照耀天空的装饰性灯光，而是真正用于照明的军用探照灯；漂亮的高楼和还在翻新建筑物的脚手架都不见了，只剩下满地的残垣断壁和还来不及清理的尸体。巡逻队穿梭在城市的地面上，直升机呼啸着从上方飞过。要说有什么新鲜玩意，也许只有一条条看不清文字的标语了……要不是长年锻炼出的夜视能力，我想我这会能看见的，只有飞机和探照灯的光芒，和火光边三三两两围在一起的士兵了。
“经过了十个昼夜的激战，我英勇的解放军战士终于解放了丹东市区，消灭了当地所有的尤里部队并向城内的各聚集地组织发布了整编通告——这个是昨天的新闻，”谭维惠如背诵教科书一般如数家珍，“但是今天凌晨开始，回应我们的却是那些聚集地头领们一致的进攻。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受到盟军国家的支持，还有些人对于‘加入苏联或日本国籍’抱有幻想……然而北京方面不同意依据战时的支援力度，就本地政体和管理模式上进行谈判。整整一天了，战斗仿佛刚刚开始一般胶着。”
“政体……第一次听说聚集地仗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时的出力程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