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大明社会出现的工人、农民收入低于平均发展水平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进步时期所面临的必然挑战。
因为资本在壮大，而资本壮大势必会剥削工人的利益，挤占农民享受的社会红利。
若是指望资本家替工农考虑，那就无疑于天方夜谭了，只有朝廷能去考虑。
而实际上，眼下大明有一部分官员甚至都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去考虑。
虽然工人、农民的收入低于整个国家平均的发展水平，但那也只是增速上的对比，跟实际的生活质量无关。
皇明四十二年时间下的大明百姓，除了偏远地区的咱们不提，京畿带、江南带、中原带三大块老百姓的生活还要多舒适。
三天吃顿带肉腥的不算什么生活压力，一家四口顿顿吃饱，一年换四五身新衣服不算什么生活压力。
日子都过成这样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这种生活质量你扔到二十年前，问天下的老百姓，他做梦都不敢梦这么离谱。
朝廷为老百姓做的已经够多了，为这事还有啥好操心的，完全没必要啊。
人心不足蛇吞象。
有这种想法的官员不多，但仍占有部分的比重，而他们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随着百姓的生活质量越高，他们对其他方面的吁求也在加大。
都饿肚子的时候，觉得国家能让他们吃饱就是圣君在世，够老百姓齐呼万岁磕头焚香了。
而当吃饱了之后，老百姓看富商、官家人都吃上肉，他们也会想吃。
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渴盼标准一样在不停的提高，一样不会满足现状。
要求政府越来越廉洁、要求公员队伍越来越清贫，起码也要和他们过同样的日子，要是过的更舒服，人心就不会平衡。
社会的主动吁求就是这么出现的，也就成为了摆在朱允炆与内阁案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当然，上岁数的百姓不会这么欲壑难填，因为他们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但他们的下一辈呢？
人口是繁衍的，新生儿是不断涌现的。
这些孩子可没从洪武朝活过来、更不可能见过元末明初的连天战火，朝廷确实没道理要求这一辈年轻人也去懂什么叫吃苦受罪也该知足。
解决不掉这些年轻人的吁求，那么就必然会出现社会矛盾，影响朝廷和国家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力。
所以骂朝廷的往往是一代接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不好、那不好，而很少会有成熟的中老年人也去不停的谩骂和诋毁。
许不忌如今在大会上抛出这个问题，恰是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因为朱允炆登基之后才诞生的新生儿，经过二十多年的成长，如今已经是这个国家的新生力量，并且开始步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或成为公员、或成为农民、工人、军人、服务业的跑堂小二。
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思想和吁求，如何解决与满足不仅是参会的上千名官员在思考，朱允炆一样在思考。
“商部是负责经济的，现在这个问题抛出来，那么多学经济、从事经济的官员拿不出一个解决办法吗？”
见大会冷场，许不忌有些不满的冷哼一声：“前几日三五总结大会开幕日的时候，户部的官员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几天了，连个初拟的想法都拿不出来？”
商部自尚书、侍郎往下，几十号人无不冷汗涔涔。
这时候，还是严震直开了腔。
这位活跃大明政坛二十多年，上一任杨士奇内阁时期的阁臣，当年的浙江粮长，如今的工商联大臣。
“加赋。”
一句加赋，引起轩然大波。
会场之内顿时窃窃私语，朱允炆更是瞬间皱紧了眉头。
工人、农民的收入本身就已经低于了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基于这一情况，竟然还要加赋？
不过出于对严震直的信任或者说尊重，朱允炆还是给了严震直解释的机会。
“如今我大明的农赋是三十税一，我个人建议征到十税一，工人是不用缴纳税赋的，如今也征一部分，比例一样为十税一。”
在这件事情上，严震直不敢卖关子，会台的讲桌后面，将自己所有的想法全部抛了出来。
“在农业领域进行的加赋，是为了促使中央粮库将粮食指导价上涨。”
“那不一样的道理吗？”
质疑声很快响起：“老百姓交的粮比以前多了，就算粮价上涨，到手的钱还是那些，与其废这一环劲，还不如干脆取消农业税。”
“怎么能一样。”
严震直举出了例子：“咱们假定一个农民有田十亩，一年两熟，产出为六千斤，需要缴纳的粮赋为二百斤，那么中央粮库的粮食就是二百斤，农民手里有五千八百斤。
按照粮食指导价两文钱一斤，则农民手中的粮食总价值是一万一千六百文，那么市场需要消化掉这六千斤粮食，需要支付一万两千文。。
如今将三十税一改成十税一，粮食的总量不变，依旧是六千斤，只不过农民手里的只剩下五千四百斤，而六百斤则进入到了中央粮库。
我们将粮价从两文钱涨到十文钱四斤，也就是两文半一斤，那么农民手里的五千四百斤的价值便上涨到一万三千五百文。市场需要消化掉这六千斤，就需要支付一万五千文，里外里差出了三千文。
那么这三千文的差出是谁来买单呢，自然是市场上的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