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景云，“凤鸣朝阳，龙翔景云”的景云，乍一听的话这个名字好像还带着那么一丝文艺与霸道的混合气息，再怎么样至少也比孙伟孙强孙铁柱孙狗蛋之类的好听点。
说起这个名字就不得不提起我的爷爷，因为这个大名正是他老人家自告奋勇，经过了十多分钟的“冥思苦想”才拍板决定的，后来我奶奶又不放心，不知道从哪找来了几个说是会“测字”的先生，结果当然是差点没把这个名字吹上天去，说是能让我长寿健康财运亨通，总之在铺天盖地的mí_hún汤攻势之下，我的父母也点了头。
不过我后来的人生却充分证明——封建迷信真他大爷的不可取啊！
说起这个故事的源头，还得追溯到我爷爷的那个年代，然而这只是个有点枯燥的故事，各位看官老爷千万不要把里面的内容对号入座，更当不得真。
我爷爷的家乡，也就是我的老家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这个他老人家亲口陈述的故事就发生在1953年的冬天，那时他才八岁。
我们都知道，50年代初期，中华大地刚刚从战争的阴影中开始复苏，在一系列如荼如火的土地改革运动下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然而，战火刚刚平息不久的那段时间，同样也是各种“异物”出没最为频繁的时候，当然，作为老百姓而言，那些也不过是山野志怪，根本当不得真。
但是，不当真，并不代表着不存在；正如同子不语怪力乱神，也不过是“不语”而已，其中的一些传言，就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言归正传，回到我爷爷的故事上。
正如同方才提到的，那个年头中华大地万物复苏，农民们也才刚刚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匮乏的物资和微薄的收成注定了生活的艰难，也幸好我的太爷是退伍红军的军医，靠着不时上门给乡亲们看看病，生活的条件才好了些。
然而对于孩童来说，这些什么都不是，哪怕是在几十年后也是如此——就像当年“非典”闹得全国上下一片紧张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还觉得非典真“时髦”，天天琢磨着怎么得一个试试，直到长大了才发现，这个想法简直是太那啥了。
作为一个八岁的小屁孩，当年我的爷爷那只能用“顽劣不堪”来形容——不是我贬低，这是他老人家自己下的评价，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沉迷于花样作死，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使他变了个习性。
那个年头的冬天是最难熬，同时也是最清闲的时候，一旦北风呼啸，万里雪飘，虽然比不上东北的苦寒，却也足以把人冻得缩手缩脚，再加上那个年代也没有“暖气”这一说，所以取暖基本靠抖，除此之外就只能靠棉衣和棉被来熬了。
当然，对于小孩来说，冬天便是最清闲、也最开心的时候，对于我爷爷更是到了可以蹦着高撒野的季节，找上三五个同样顽皮的小屁孩就能庄里庄外玩上一整天，直到太阳落山才相互分散各回各家，不过，正所谓，走的夜路多了自然会撞到鬼。
冬天的时辰很短，大概到了晚上五点多的时候，太阳的光辉就已经开始隐没在群山之后，北风也愈发地严厉起来，预示着如果再不回家的话，那不是被这夜风冻成冰棍就是会被比这风还狠辣的扫帚伺候一顿。
庄头，我的爷爷与他的玩伴们分别后同样也奔跑着往家的方向赶去，不过不同于其它玩伴那样投胎般的飞奔，而是一边四处打量着一边往回走，慢仿佛丝毫不在意会不会被教训——我的太爷虽说是老红军，但脾气却还算不错，只要不是捅破了天基本不会动手揍人，更何况是他的独苗儿子，而我太奶对他儿子那更是温柔到不得了，用东北话说就是护犊子……
不过，也正是他老人家接下来的见闻，间接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没过一会，待到一轮满月差不多已经升起来了，日头的光辉彻底瞧不见了，我的爷爷也已经来到了家门的不远处，那个时代也没什么夜生活，更没地方吃烧烤喝几瓶，因此大街上除了我爷爷之外连个人影都瞧不见，只有几颗掉光了叶子的柳树不停地发出些声响，显得有些瘆人。
正当我爷爷正往家的方向走着时，忽然一阵夜风吹过让他不禁闭眼打了个寒颤，不过当他睁开眼睛的同时，眼角的余光却瞟到了一个东西，当他仔细再一看，却差点乐出了声。
那是一件纯黑色的棉衣，就随意地放在一颗柳树之下，看起来似乎还很厚实，我爷爷惊喜之下连忙跑了过去将其捡了起来，借着月光仔细一看——好家伙，似乎还是崭新的，没人穿过的样子。
或许放在现在，大街上见到一件被丢弃的棉衣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毕竟现在这个世道有钱任性的人还是有的，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件棉衣无疑就是天降的横财，因此，我的爷爷几乎是毫无顾虑地披上了那件“宝物”，然后便兴高采烈地继续向着家门的方向跑去。
当时，我的太奶正在厨房做着饭，丝丝炊烟顺着北风刮出去挺远，而我的太爷也正坐在饭桌前抽着烟，只见我爷爷一蹦一跳地进了门，一边笑着一边在院子里喊道：“爹，娘，今儿捡着了个宝贝！”
“大金条子还是大棉衣啊？乐成这个样……”我太爷反应很快，一听这个咳嗽了两声便顺着打开的门望向我爷爷，紧接着脸色“唰”地一声就变了：“从哪弄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被喜悦冲昏了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