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是血腥的一个月，诸葛恢的死只是一个开始。
其后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几乎每天朱雀大桁南侧都会再添新的首级。这些首级各依罪名高低、生前身份贵贱，死后也是高低不等的悬首示众，在都内已经形成一道风景。
逐渐恢复繁荣的建康城，民众偶或成群结队行至此处，对着那些高悬的首级指指点点、穷发议论，自有一种看客们无甚危害的残忍。
这一次的逆乱定罪，量刑非常严重，单单被判以枭首者，包括诸葛恢并其直系亲属和一众党徒，便达五十人之多，琅琊王氏的王胡之并王耆之自然也不能幸免。他们最后虽然附和了王恬对诸葛恢并青徐乡党的构陷，但即便有什么所得也注定不会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判以死刑但不必枭首的又有三十余人，包括死在乡乱中的蔡谟嫡子和宿卫中率先作乱、杀害护军周谟的几名将领，还有就是一部分历阳乱卒首领，庾翼的丈人刘绥同样没有幸免。
还值得一说的便是对颍川庾氏的论罪，庾翼曾经伙同王允之于京畿近郊洗掠乡民，但却并没有与诸葛恢直接勾结的指正，而其人率领历阳乱卒入都，又是奉了皇太后的苑诏，这一点确凿可查，因此颍川庾氏最终没有以逆乱入罪。
但庾冰、庾翼兄弟两人在这场动乱中罪名同样不少，最大一桩便是力不胜任、致使皇太后忧恐至死，又有无能御众，因使历阳乱卒祸乱京畿。
如今兄弟两人俱已身死，因此夺其一切职事爵秩，同时废其家嗣。其涉事嫡子一并处死，余子编为罪民，永作禁锢。
而后便是对台臣官员的处理，司徒褚翜徒任主政，但却不能察患于未发，事后又无能定乱，更有外奔矫诏筹建行台罪状，因是剥夺一切官爵贬为白身，禁锢不用。
中书令何充罪责稍轻，但也是责无旁贷，免其中书之职，外放司州刺史，单车以用专事督建修复陵寝宫苑。
其余在职台臣，也都各自依照官职高低、机要与否，而各作一定程度的贬斥，几乎无人能免。这追责的牵涉面虽然极为广泛，但是相较于几乎被杀个精光的青徐侨门，区区罚俸贬职已经算是非常轻微的处罚了。
而且这些台臣们也明白，最主要的清洗已经完成，他们这些被牵连者即便有什么处罚，也只是走一个形式而已。经过此一轮清洗后，台省官员缺额近半，除了州郡选募之外，他们这些在台者事后肯定也会循序以进的。
所以尽管整场清算声势浩大，但在底线划出来之后，人心反倒渐渐归于安定。
类似这种大规模的清洗，局内人的反应如何是一个隐患，乡野和畿外州郡的声音同样要命。
在整场逆案的量刑处罚方面，沈哲子看似大势汹汹、大开杀戒，但本身也是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杀头略尾，抓大放小。主要施加重惩的，还是集中在畿内这些确凿可查的时人身上，只要有一点罪名牵涉上身，便绝对不能幸免。
但是在乡乱的处理上，手段则要温和得多。参与乡乱的丹阳、吴中、琅琊等乡众们，直接确凿入罪的并不多，比较显眼的一个便是丹阳任球。
当琅琊乡乱被定性为逆乱的一部分后，任球煽动都南吴人乡众前往痛杀琅琊的最大罪名已经不再，甚至可以冠以义军为名。但沈哲子本身对于所谓“义军”这一意义就不太认可，也不能单纯的给任球脱罪就认可这种行为，甚至予以表彰。
所以，任球最终还是以发破丧户、毁坏中兴元功名臣丧荣的罪名入罪，夺职禁锢，徒刑发往河洛镇戍。
明眼人看来，这其实也是对任球的一种关照和保全，毕竟他在乡乱过程中太显眼了，事后难免会有遭受牵连的人家怀恨在心。若是其人还继续留在江东，即便有着沈家的保全也很难事事关照周全。
而江北乃是梁公基本盘，功罪如何其人一言决之，无论何种名义北上，未来衣锦还乡的前程已是依稀可见。
下及乡众层面的处理，定为有罪的足足三万之众，但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惩罚，其中一部分被迁徙发配到江北择地安置，另外的则就近京畿周边安置，以工偿罪。
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一种保护。乡仇是一个比政斗还要难于处理的话题，政斗只要一方上台打倒另一方便算是告一段落，可是乡仇不将对方赶尽杀绝的话就永远存在。
乡斗参与这几方，其中以琅琊乡众最为凄惨，接连遭受重创，如果再任由他们留在江东，可以说是四望皆敌，生活凄惨可想而知。
青徐侨门是阻挠沈哲子的一大障碍，可是青徐侨民们却与他没有什么冲突。这些人也是受裹于大势的可怜人，沈哲子即便要逞威风也落不到他们头上。
所以，这些情绪侨民幸存者们都被集合起来，统一转到江北安置。生存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他们对沈氏吴人怀怨难免，但就算有什么怨忿，也不至于再化成什么实质性的报复。
说到仇恨，羯胡给他们带来伤害更大，被迫离开时代安居的乡土客居江表，也不见他们一个个红了眼的北上与羯胡拼命。只要安置得宜，并不刻意的迫害打压，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也就成了顺民。
严查乡乱，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打破原本乡宗人情的各种盘结依附，尤其是在土地和荫户方面。
伴随着乡乱的惩处，沈哲子在京畿几个郡县之内也是坚决推行着编户齐民、土断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