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中旬，沈哲子便离开潼关，返回了洛阳。随行的还有一部分关西时流、乡宗代表，虽然行台也并未强求他们跟随，但他们各自也总要有几分身为被征服者的自觉。
关于如何安排这些新复领土中的乡宗门户，对行台而言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往年淮南都督府时期，虽然也是拓疆诸多，但这个问题相对而言不算太严重。
那个时期沈哲子作为淮南大都督，军事方面的职权要远远超过行政方面，所以在政令的颁行方面就难免因陋就简，一切为军事服务。加上当时中枢与淮南的矛盾，使得气氛颇为紧张，那些乡宗门户就算是有什么政治上的企图，也都不敢表现得过于急切。
可是现在，行台本身便是一个军政统管的霸府机构，江东台省已经被彻底架空。所以将这些新归附的乡宗门户快速纳入行台统序中来，也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
行台目下拥有着完整的人事构架并执行效率，甚至就连人才培养的梯队都已经形成。所以在实际的地方秩序重建方面，其实也无需仰仗这些乡宗太多。
就在沈哲子返回洛阳之前，行台已经选拔征发了近千名地方乡、屯的基层官员、吏目，眼下的弘农、上洛也都是残破之地，加上还有数万王师驻扎境中，年前年后这段时间里，自上而下的秩序差不多就能构架起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对这些乡宗门户完全忽略，不作处理。
暂且不论这些人手中所掌握的人丁、土地等资源，单单他们自身，便各自都不乏组织生产、战斗等能力，或许格局、眼界上面各有参差，但也绝对是当下这个世道比较稀缺的人才。
若将这些人完全排斥在统治秩序外，他们就会演变为世道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就算不考虑这些人能够做出的实际贡献，单单将他们笼络在统治秩序之内，本身就是稳定社会秩序、消除潜在威胁的重要手段。
行台在地方治理方面，有两条虽不明列典章、但却实际存在的红线，那就是土地和人丁。其实如果不是为了要恪守这两条红线而不逾越，以行台目下所拥有的力量，直接开入关中、地方豪强必然望风披靡，不会遭遇什么太顽强的反抗。
就像今次攻打弘农，虽然看起来那个弘农杨氏串结乡势而作固守，但其实只要沈哲子愿意跟他们谈条件，也根本无需刀兵加身便可以收复弘农。比如河东，当沈哲子愿意放低对那些乡宗的勒取，他们也都乐得归顺行台。
目下王师的征战策略，也不乏刻意增加难度，就是因为沈哲子固执于这两条红线，不愿意保留太多以往的乡土秩序。如此一来，才需要步步为营，随时警惕来自这些乡宗门户的反噬作乱。
就算是这样，对这些乡宗才力的消化与吸收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返回洛阳之后，沈哲子也没有得于闲暇，即刻召集杜赫等行台官员们，讨论该要如何安排这些新复郡县的乡宗人家。
其实在这一方面，行台也已经拥有了颇为成熟的各种手段，眼下再讨论，不过只是确定将这件事当作行台年前年后的一项明确目标。
乡宗难对付，一在各自门户所掌握的土地、部曲等实际乡资，二在于乡土之中所积累的誉望与号召力，三在于各自家门中比较优秀的族人。
其实关于这几个问题，往年的淮南都督府也都有各种政令实施，但是这些规令有的是时机不具备的临时权宜，有的则充满了军事色彩，比如早年都督府的甲功寄食、进入河洛之后的军功授田等等。
土地就是生民根本、统治基础，所以过往这些年，在土地分配方面，沈哲子也是推行过多项政令进行试验、改革。一直到了去年，行台才颁行了一项比较强硬的土地政策，名为归耕令。
归耕令所涉及的方面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封锢。
无论世家大族还是寒门豪强，对于土地的渴求都是渗入到骨子里的本能，封山为园、圈湖造田，南北俱是如此。
尤其在战乱地区，那些各自拥有着不菲战斗力的乡宗豪强们在这方面简直就没有竞争者，他们各自控制着大量的山林农田。寻常小民对此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还要求庇于这些豪强才能保证人身的安全，也全靠这些豪强的组织保护才能进行生产。
比如河东薛氏，便是汾阴地面上最大的地主，其名下土地简直较之有着江东豪首之称的吴兴沈氏所占据的耕地还要多。当然这与道德无关，乃是特殊背景下所形成的特殊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效的生产而存活。
归耕令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只要三年以内无有垦植记录的田亩俱都收归国有，这主要是针对淮水以南的治土，类似洛阳并黄河沿岸的土地，统共收复也不过数年出头。
这项规令等于是一刀切，将大量乡野之中开垦能力之外的土地俱都收集整理起来，各地官府有了这些土地在手，各项政令实施起来才有了立足的基石。
政令虽然态度强硬，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乱波澜，一方面是因为江南至今仍然存在开发不足的问题，除了一些特别发达的地域外，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土，另一方面则就是江北生产秩序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同样存在着大量的撂荒土地。
所以在土地问题上，除了一些特别的地区如广陵、襄阳这种大量流民聚集所在之外，并不存在一些大一统王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