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呈递上来了今年一些重要汇总。
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点：
一、年初的陕西案。
也就是举人张春来之死的案件。
其结果是陕西被牵扯出32名官员，其中张志安与瑞王有勾结，遂另外31名官员，都受到此案牵连。
严格意义来说，这宗案件算是亲王案。
二、孔府案。
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张志安写信给衍圣公，衍圣公进京，遂被查。
其中查出几十万亩田产，偷税漏税，孔府相关人等被尽诛。
这件事其实是单独的案件，是张晨想要搞孔府，恰好孔府和瑞王案有了一定牵连，借此发挥。
三、蜀王案。
蜀王和瑞王忽悠通气，年初蜀王在成都谋反。
表面上是清君侧，其实是想做皇帝，但根本原因是传统地主不满新政。
而蜀王是四川最大的地主。
历史上是蜀王到底有多少地？
占据了成都府7成良田！
早在朱元璋时期，朱元璋对初代蜀王朱椿就好的有些过分。
除岁禄、赏赐等，蜀王府还有在地方上的收益，如地租、税课征收等。
朱椿刚到成都就藩，朱元璋就把“成都府万年池及南渎庙池”的地租，赏赐给了他。
朱元璋还把成都税课司给了他，税课司就是管地方商税的，商税成为蜀王府的一大笔日常收入。
这些全部都是代代相传的。
据说，蜀王在成都府，有300多座王庄，每天都可以换不同的住。
成都府的田地划分是这样的：蜀王占据了70，军屯占据了20，民间只有10。
为什么会这样？
还是老规矩，明末苛捐杂税非常重，人头税也非常重。
自由农根本种不起田，把田给蜀王，自己依附在蜀王下面，成为佃农，反而更轻松。
所以，其实就是税制有大问题。
而旧的税制明显对传统士大夫、宗室有利，中小地主也在想各种办法瞒报田产。
如此看来，蜀王谋反，也是情理之中，毕竟新政一来，他的田产就要被瓦解掉。
四川的士大夫、地主的田产可能都要被瓦解掉。
所以总结下来，蜀王案，其实是传统保守势力对新政的一次对抗。
成都早就已经告破，蜀王现在也已经押送回了北京。
倒是孙传庭，还在成都府镇守，毕竟谋反的可不止蜀王，四川省内就不太平。
四、大同镇危机。
大同镇危机的本质是军政的腐败，它只是九边军政腐败的一个缩影而已。
周延儒主要总结了这四大点。
这四大点，没一点其实都掀起了惊涛骇浪，所以现在北京朝堂上天天在争吵。
周延儒补充说道：“陛下，现在大臣们吵的最厉害的是对大同镇运输粮草一事。”
“运粮一事有什么好吵的，这件事不是让孙承宗在运筹吗？”
周延儒顿了一下，说道：“陛下，调粮命令发到湖广省，户部湖广省清吏司的主事张鹏春上奏疏说，武昌府的粮食调运出不了武昌府，荆州府的粮食也运不出来，现在大臣们争论的是对亲王态度一事。”
崇祯立刻明白过来了。
明朝有一句谚语：湖广熟天下足。
湖广是粮食最多的地方，现在大同镇需要大批粮食，孙承宗肯定会想办法从湖广调拨。
而楚王谋反，地方上的利益派自然是想办法卡粮食了。
崇祯不动声色说道：“其他地方的粮食呢？”
周延儒说道：“南直隶的粮食可以调动，山东省、北直隶、山西省和河南省的粮食都可以调动。”
“那就率先调动这些省的粮食。”
“臣也是这么认为的，孙大人也是这样在做，只是这些省的粮食，可能后续不够，能从南方各省调是最好的，尤其是湖广省。”
周延儒说的有道理，虽然南直隶也有不少粮食，但是南直隶里大同镇更远，运输消耗更大。
而北方那几个省，虽然近，消耗相对少，但是毕竟粮食储存量不是很多，如果过分抽调，很容易引起地方粮价暴涨。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社会学问题。
朝廷向各地征调粮食，肯定是给每一个地方恒定的指标的。
那地方上层阶级现在会不会借此机会收刮、压榨民脂民膏呢？
可能明明地方粮仓里有粮食，但有些官员就趁机发国难财。
有！肯定有！
有些人，办事不行，贪污起来，那是见缝插针！
所以，调粮给大同镇这件事，本身里面就有很多难点。
至少在火车出现之前，真的很难。
崇祯正在如此想着，周延儒继续说道：“还有一事。”
“何事？”
“太原府推官刘德全上奏疏说，代州一带，官员不从粮仓调粮，反而压榨百姓，以大同府有难为由，向百姓强行征集粮食，百姓家中也无多少粮食可征用，引得天怒人怨。”
崇祯顿时暴脾气就来了，心中明知道可能有人会这么干，但等听完之后，还是忍不住发飙。
“去！让李自成派人过去查，只要属实，就地处决，传首两京十三省！现在就去！”
肯定不止代州一个地方，还有很多地方在这么玩。
这也是正统历史上，为什么明末有这么多人造反的原因。
因为任何社会问题，都有社会逻辑学在里面，调粮不是简单的调粮，征税也不是简单的征税。
一定有上层权贵阶层，利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