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罗国栋，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非常大。一切均是自己田土里面生产的农作物多少来计算，而且还要上交国家粮食任务，上交之后才是自己的，物质比较匮乏，完全处于计划经济的时代。还有许多的商品需要凭票供应。
出行方面主要是靠火车和汽车，火车巨大部分是蒸汽机车，只有少量的内燃机车没有空调，汽车大部分是解放牌和东风牌。到处都是土路，几根道。一到下雨天就路上打滑，满地的泥浆粘的裤腿上到处都是。
通信方面基本上都是靠写信，还有就是一个村里有一个巨大的广播。
那个时候食物紧缺，人们都是为了吃的东西努力着。那时候的人民风非常淳朴，很少有自私的人，偶尔有大脑开窍的都是慢慢开始搞私营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公立的。
我生活在三线城市最边缘一个小镇上，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直到90年代初才对我在的城市有所影响，80年代是全国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年代，粮票在我小时候还在使用，家里有很多粮票，主要都是粮票、谷票、肉票、棉花票……买面的时候都是拿粮票，买馒头也可以用粮票，粮票从四两，一斤，五斤，十斤不等，而且还不能多买。当然，钞票也能用，不过那个时候工资都不高，一个月拿满也还不到50块钱，家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
我们是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第一代人，据父母说，那个时候如果多生孩子，就要失业，所以人人都不敢多生，所以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城市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子女入学按片划分，如果跨区就学，要交钱，街上除了公交车几乎没有机动车，大家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电视节目也很贫乏，而且晚上10点就没有电视节目了，我们学校玩耍方式也都是自己找乐，滚铁环，扔沙包，踢毽子，跳皮筋，抓知了，跳方格，总之，童年的记忆是灰色的，没有什么特殊颜色的，平淡而温馨，人心思变，有头脑，有勇气的人纷纷离开工厂，开始下海经商，胆小无能的人安分守己但是内心慌乱，这个社会就像表面平静，却暗潮汹涌的湖，也许这就是那个新旧时期交替时刻的写照，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我出生的家庭在当时整个村子里面还是算比较好的，爷爷是木匠手艺，名叫罗仙逢，奶奶是大队妇女主任，叫王芳，爸爸是泥水工，名叫罗家贵。妈妈是小学教师，名叫杨燕生活还算是过得去。事情还是要从我五岁的时候说起。
1985年我已经五岁了，那是一个夏天。在我们这里是载水稻（我们这里是叫载秧子），早上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去田里面干活去了。一家人四个在加上年幼的我五个人，去帮助叔叔他们，（我们这里喊伯伯）。那是一个太阳非常毒辣的日子，大清早的太阳公公就挂在枝头。火辣辣的阳光照着大地，抬头都觉得眼花缭乱，非常刺眼。
那个时候农村里面载秧打谷都是换工程，今天帮你，明天帮我，就是这样。那个时候的人都没有什么歪心思，一心就把精力放在农作物上面，基本上所有人都生存在温饱线上。当然我们家在当时算是有钱人家，也借了些给亲戚朋友们。
我们一家人在整个村里口碑非常好，家里人都老实巴交。爷爷他们在四叔田里干着活，我却和几个小伙伴去捉泥鳅去了。
那时候捉泥鳅到处都是，不像现在泥鳅都很少了。我记得那是一块要干不干的田，我和罗刚、罗杨、罗强、罗燕五个人一起在田里捉。
罗刚、罗强是四叔的儿子，比我大五岁。罗杨、罗燕是五叔儿女比我大一岁，只有我最小。当时他们都合起来欺负我，呵呵，现在想起来都想笑。
我记得当时看见田中央有一个小拇指大小的洞口，淡淡的水从里面冒出。偶尔还有个水泡从洞里冒出，走进一看我敢肯定这一定是个鳝鱼（我们叫黄鳝）洞。
我回头看看其他人都在扣着自己身下的洞口，我没有之声，弯下腰蹲着就来用手指慢慢扣了起来。可能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从来没有扣过黄鳝，捉过泥鳅，并不知道其中的乐趣。手指慢慢朝着洞口闭缝里扣去，感觉整过洞口滑滑的。洞口很长，翻了很多泥巴都没有看到里面的黄鳝。
由于那时候我们才五岁，手指力气非常小。翻不到多深就翻不动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黄色的尾巴露了出来。很是兴奋，继续朝下面扣着，可是很久以后才发现竟然还有分叉口。这个时候我已经扣不动了，累了一下子屁股就坐在田里面。
田里面的水一下子打湿了裤裆，屁股一下背侵湿了。我当时就哇哇哭了起来，小伙伴们看到我一下子哭了起来连忙跑过来看我。
“罗强你们又在欺负弟弟了吗？”
这个时候一个豪迈的声音传来，我一听就是知道是四叔，并且快速朝着这里走来。手里还拿着绿色的秧苗。
四叔名叫罗元华，是一个憨厚老实的年轻人，比我爸爸大点。身穿很朴实无华的衣服，上身光着膀子。
那个年代衣服也没有现在那么多新花样，大家穿的衣服都是逢了又补，补了又穿。
“爸爸我们没有欺负他，是他自己拽到田里去的，妹妹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呢！”
罗强看着风风火火赶来的四叔，四叔赶来看着我，笑呵呵朝着上面一块田里的爸爸他们说道“弟娃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们扣泥鳅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