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天在家冻的直哆嗦的周品正一连打了几个喷嚏，他吸吸鼻子，纳闷了。谁在念叨我？
杨小贝他们乡下，冷的时候可劲地加柴火，烤着旺旺地炉火不要太享受。城里面不可能生明火，大家都是发的炭火取暖。周品正恨不得整个人扑到碳盆子里面去。冷啊！真冷！在浦海哪里会下这么大的雪?今年真的是流年不利，他现在一个人窝的这个小房子，是叔叔分配的宿舍。叔叔在乡里驻点，他在那边呆了几天不耐烦被说教，一个人躲到了县城。
周品正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从小就被父母和姐姐宠得跟什么似的，就没有受过什么委屈，胆子也大得很。他爸是光荣的铁路工人，说起来好听，其实就是个站台里面卸货的装卸工，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由于是独子，他到没有被下放到农村里去，但是初中毕业后，就被他爸安排进了车站干临时工。
父亲常年在外面工作，却不知道儿子已经被家里的女人们惯得一点苦头都没有吃过，冷不丁的让他去做这“苦力活”，还能有个好结果？在父亲的高压下他倒也老老实实在铁路上面混了几年，可是逃岗、捣糨糊那是常事，是工段上面有名是刺头。
好景不长，二十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没几个月就走了。父亲是老职工了，在世的时候工段领导还看他的份上对周品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父亲过世后，周品正还三天打网两天晒鱼的，彻底得罪了领导，连个正式工都没有顶下来。
这个年代工人的岗位都是继承的，按照道理父亲去世，这份工作就应该的周品正的。哪怕他一百个不愿意做这份苦差，可是领导不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年轻气盛的他从到局里大闹了一场，也彻底断了后路。
没了正式工作，在这个年代就是类似“混混”，“小瘪三”之类的存在。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受不了老娘一天到晚的抱怨领导，抱怨单位——反正我儿子是没有错的，都是他们逼的。周品正烦不胜烦，出去想办法找路子去了。
他脑子活，在外面转悠一阵，立马敏感地发现了机会。七十年代的浦海已经是个超大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类商品只有一个状态，就是紧张。国家甚至特地为了解决市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从国外进口食品用于补充极度匮乏物资。人们不是在排队，就是在排队的路上。米、菜、肉、鱼、衣服、自行车。从小到大，一切生活所需，都需要凭票排队购买。
但是也有一些脑子活络的，早已经开始偷偷贩卖商品，这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从乡下收购老乡的鸡鸭、粮食等，再到晚上拿出来售卖。经验丰富的市民们口口相传，都赶去购买这些不要票的副食品，因此还发展成一个规模颇大的地下市场。
周品正打探到这些消息，不由得大喜。这不就是他一直想要的吗？都什么年代了，还祖祖辈辈守着一份死工作，拿着一份死工资。一年又一年重复着机械的劳动。他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才提不起劲来工作。
说干就干，他马上从母亲和姐姐那里得到了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启动资金，开始了自己的二道贩子生涯。刚开始的时候摸不着门路，乡下收不到，城里卖不出，还倒贴了不少进去。但是他年轻肯学，也有耐心，到乡下跟老乡套近乎、拉关系。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稳定的货源。
地下市场那边，混的久了，熟客也渐渐多了起来。毕竟的见不得光的，陌生人一般都不会找你。做了两年等生意渐渐上了轨道，这效益就出来了。在工人工只有37.6元月工资的年代，他居然已经积累了数万元是资产。
生意做大了，他眼光也就高了，早就不自己亲自下乡收东西，变成了“大老板”。他年轻不懂得隐藏，母亲和姐姐也都是没个成算的，成天在外面炫耀自己的日子过得多好，家里多有钱。周品正一个无业游民，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又问题吗？
这个世道永远也不缺一种叫“红眼病”的人，也许平时仇恨拉得太多，他被举报了。
本来，这个时候是要求严厉打击“投机倒把”，但是在特殊年代，这只是一种政治罪名，对周品正这类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只不过偃旗息鼓，从此洗手不干，此事也就算揭过去了。
谁知道自从去年年底开始风云突变。中央决定改革开放，为了战略物资的供应和消费者的利益，维护市场的稳定平衡，国家连续出台多项政策，甚至有风声说要把“投机倒把罪”列入刑法，成为重刑。
像周品正这些已经被挂了号的人，都坐不住了。有的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国家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怎么当回事。但是周品正从这些年的历练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特地给远在外地工作的叔叔打了封电报，隐晦地问起这事。结果马上接到叔叔的加急电报，要求他马上来鄂北，“给他送点书和用品过来。”
这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叔叔在机关工作，肯定是得到了什么消息。于是风紧，扯呼。赶在腊月二十九买了票，年都顾不得过了，辗转两天来到了白云县。
他和叔叔一点都不亲近，叔叔看不惯他吊儿郎当，不好好做份正式工，以至于惹出了天大的祸事，甚至于要影响他的仕途。周品正则瞧不上叔叔假正经，成天一副高大上的模样。总之两人相看两相厌，还是眼不见为净才好。除了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