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这话，杨皓否认三连：“哪有，你别胡说，我其实很看好儒家的！”
李承乾看他这样，笑着说：“可你言语中，似乎对儒家治国方针，颇不认同。”
杨皓沉默了一会，说：“其实，并非皓不认同。而是，儒家治国……确有其短处。”
“那你且说说，儒家治国有何短处？”
杨皓笑着说：“儒家虽先秦便有。然而，儒家思想在春秋时期，属非主流。百家争鸣，儒家并不占优。
“甚至，秦统一天下不久，焚书坑儒，虽是可怜。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实则，在汉建立之初，仍实行黄老之道，施无为之治。你可知道为何？”
“为何？”
“因为没人知道如何治理那么大一个国家。秦之前，有夏、商、周，三朝虽名统一，实际上是分封成数十乃至数百个国家。各国各自为政。秦灭六国，统一中原，但治国不得法，两代而亡。
“本来，法家是治国的最佳理念。但汉代秦，认为秦亡于暴法，自然不能再学。于是汉没了可以借鉴治国的理念。法家过于严苛，偏又想不到什么可用的办法，只能什么都不做，且美其名曰：无为之治。”
李承乾听他这番歪论，不由笑了。
杨皓却没笑，他继续说：“其实儒家初时也没治大国的经验。
“孔夫子在鲁国倒是当了一阵子官。可没当多久，就被赶跑了。之后儒家再无能主政一国之人。便是孔圣人，不是游说，便是在游说的路上。却无人问津。孟子，倒是有过记录，有国君问政，却从未主政。可见，彼时之孔孟只能作为治国之佐，而不能为主政之道。
“也由此可见，最初的儒家思想，并非合适的治国的理念。但儒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那就是它本是搞教育的，就是教化别人的。所以它善于学习，也善于推广。可以对其他百家理论去芜存菁，收为自用。
“从孔夫子时，就那么做了。孔夫子跟老子学过。又将六艺列为君子必学的技艺，骑射是武家、琴是艺家。在汉武后，儒家吸收百家思想，修改典籍，由此迎合帝王，才得到治国的机会。
“便是此时，儒家也并不适合治国，因为它过于软弱，只迎合而无法对国君产生制约，汉武盛极而衰。
“于是儒家又将法家进行了改造，糅合儒家之道德仁义，行之以为治国之法，于是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之说。又做天人感应之说，以天意制衡皇权。你看是不是这样？”
李承乾不得不点头。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这会跟杨皓讨论，他没必要狡辩。
杨皓掰着手指数：“汉分为两汉，两汉虽同为汉，但实际上属于两种不用的治国理念。前面一个汉，其实证明了儒家治国的失败，它无法制衡皇权。
“而后一个汉，也是儒家的另外一种尝试，以相权制衡了皇权，却养大了个别人的野心，内部利益都无法平衡。结果这种君权相权的制衡，也被证明也是失败的。”
在那之后呢。
两晋？倒是将整个阶级分成三六九等，九品正中制规定了整个士族的利益。
但结果却是失败中的失败。结果是五胡乱华，汉人差点灭种。
东晋倒是进行了一种类似于君主立宪的尝试。他们的首相并不是民选的，而是士族内部斗争产生的，而皇帝确实变成了摆设。
但那种尝试也失败了。而且失败的代价更大。
杨皓说：“不是说导致了五胡乱华的代价，而是那些世家大族的代价。不管是谁执政。最后政争失败后，家族就完全落败了。‘朱雀桥边野花草，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边野花草，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好诗！”
能不好吗？人家刘禹锡的代表作呢。
杨皓没资格自得：“王谢两家，曾经都曾执政过东晋，显赫一时。只是朝争失败后，如今却不知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顿了顿，又说：“在那之后，南朝再历经宋齐梁陈四朝，但都是短命的。到了前朝，也不过两代而亡。可见儒家一直在找自认为合适的治国之道，却明显没能找到。你认为那是为何？”
李承乾想了一会，皱眉摇头说：“乾想不到，还请六郎指教。”
杨皓想了一下，说：“这只是皓一家之言，或许做不得准。”
“六郎请说！”李承乾挥手让几个护卫退下，并让他们离远一些。“不传六耳。”
“实际上，儒家有其局限性。是最不适合治国的，因为它的本质，是治学，而非治国。
“儒家的本质，使得它有无限的包容性。为何还说它天然不适合治国？
“问题就出在治学的人身上。
“他们本是治学的人，如今用治学的方式来治国。他们认为只要劝导百姓天下就能天平，而无视百姓生存的基本需求。
“儒家忽视了一个根本。那便是，百姓并非他们的学生，且，他们治国之时说是要教化百姓，却并未将百姓当做学生。只是将百姓当做牲畜。于是有了‘代天牧民’之说。
“他们的教化，从来都是想劝导百姓放弃生存需求。
“可百姓也要活，儒家有兼容性，一旦治国，便失了创新性。自己不能引导百姓不断改善生活，用教化之名，实则强权压制，让百姓放弃过好日子的愿望。如此治国，想要长治久安……简直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