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遭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暂时委屈一下）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关键是在“事人”（服从长官意志）以及“直”或“枉”。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自己的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服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写《笑傲江湖》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迳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的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木高峰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相信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在各大小企业、学校，以及各种团体内部中也会存在。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有趣的是，当“四人帮”掌权而改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改的歌词中，居然也有“千秋万载”的字眼。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
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本书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
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yù_wàng而得以大彻大悟，那是佛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涅槃”，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中于政治和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没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政治）不容许。政治，存在于任何团体组织之中。王蒙先生说，读到本书的“金盆洗手”时曾经流泪，相信便是为此。
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