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江陵城头，刘璟扶着城垛默默注视着西方，西扩大幕终于拉开，他心中也不免有些紧张，他就像上了一艘巨大的战船，一旦战船，他也只能跟随着战船向前劈波斩浪了。
蜀中、汉中、关中，一旦他的策略完成，那就对中原形成了一个半包围状态，他对曹操就占据了战略主动，曹军南下，他就从关中东进，曹军西进，他就从荆州北上，让曹军顾此失彼。
关键还有一个马超势力，如果利用曹操替自己消灭掉这个关陇毒瘤，这还需要他再费一番思量。
这时，蒋琬慢慢走到他身边，拱手笑道：“州牧是担心司马懿吗？”
“有一点担心吧！毕竟巴蜀人才济济，诸葛亮能看破我们的策略，我想巴蜀内部也会有人看破。”
“可看破又能怎样，双方的实力摆在这里，刘璋能阻止我们西进吗？”
蒋琬停一下又道：“其实我觉得相比西扩战略，内部的稳定才更加重要，希望州牧不能光顾了外，而忘记了内。”
刘璟回头看了他一眼笑道：“我愿闻其详！”
无论对于贾诩、徐庶、司马懿这些重量级谋士幕僚，还是蒋琬、董允、周不疑、刘敏、廖立这些中等级幕僚而言，如何能实现胸中抱负，如何能把他们的思想变成主公刘璟的思想，这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极为渴望。
蒋琬同样有自己的思想，但他却没有贾诩、司马懿那样的地位，没有时时刻刻向刘璟灌输的机会，而今天，蒋琬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机会。
他沉吟片刻道：“我觉得内部稳定，关键就在于必须要建立一个不局限于地域的势力集团，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荆州势力，州牧西取巴蜀，会遇到巴蜀势力，再北上汉中、关中，又会遇到关中势力，这些势力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必然是和他们自身的地域有关，所以要掌控全局，就必须有一个不注重地域的势力集团，他们是心怀天下，会和州牧共进共退。”
刘璟点了点头，“我同意你的地方势力之说，事实上我已经遇到了，从江夏迁来襄阳时，我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怎么平衡这些势力，却要很费一番思量。”
蒋琬笑道：“其实只要掌握住原则，办法就会有了。”
“什么原则？”刘璟极为感兴趣地问道。
“能否请州牧听我讲一个故事。”
刘璟呵呵笑道：“公琰请说，我洗耳恭听。”
蒋琬沉吟一下，便缓缓道：“春秋时期，鲁国有一项律法：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补偿和奖励，这道律法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重返故国。
子贡家境富裕，很有钱，有一次，他去国外做买卖之时，赎回来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鲁国的补偿，因为他自己不缺钱，也愿意为国分担赎人的财政负担。
孔子知道后，不但不赞赏子贡，反面批判子贡，孔子说：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律法，所求的是树立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只要他肯去救赎同胞并带回国，那他就完成一件善举。
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尝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赏，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律法是善法。
而你子贡的所作所为，貌似是崇高的品德，但却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指责，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这些人就会放弃救赎落难的鲁国人。
后来的事实确实正如孔子所料，很多落难的鲁国人再也无法返回故土。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孔子的智慧、通达，他能够洞察人心的常理和常情，绝不是腐儒那样的刻板、偏执、极端、不通人情、假道学。”
刘璟点点头，“这个故事说得很好，但又和解决地方势力诉求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就是常识、常理、常情的重要，人有恻隐之心，这是常识，他会同情同胞，而做了善事，国家就应该嘉奖补偿，这就是常理，而不能一味地要求他们追求崇高道德，同样，做善事之人也会心安理德接受补偿，这就是常情，只要州牧记住这个原则，就能合理适当地解决各地方势力的要求了。”
“可是怎么样把握住这个度呢？”刘璟又笑着问道。
蒋琬想了想道：“所谓度，其实就是‘不就高’也‘不就低’，打个比方，想子贡那样太高追求道德固然不可取，同样，道德放得太低也不行，假如鲁国的对救人的赏赐过重，一些贪财商人会发现有利可图，为了获得重赏而故意卖人去邻国，这同样使会道德沦丧，所以度的关键就在于‘中庸’，不偏左也不偏右，善于妥协，这才是治国的正确之道。”
蒋琬的一番道理让刘璟十分赞同，处在州牧这个位子上，刘璟对这种利益平衡深有体会，江夏和襄阳的利益之争，世家和官权的利益之争，武将和文官的利益之争，文聘、黄忠这样的本土系和魏延、甘宁这样的外来系的利益之争，将来还有荆州和巴蜀的利益之争等等。
蒋琬的建议无疑是一种思路，‘不就高’也‘不就低’，只要把握住这个中庸原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