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盐！”
覃二老婆没能止住心中的惊讶高声的惊叫起来，其实围观在旁边的几个男子看到那些盐时也无法控制脸部惊讶的表情，他们看到盐的时候甚至比覃二老婆还要夸张。
“天啊，真的是盐！”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白、这么细的盐！”
“我尝尝……”
“你尝个屁！你一指头能沾走一半……”
一窝棚的男人们很没有品位和形象的就这小包盐交谈了起来，好不容易把这些人劝开让覃二老婆去做饭菜，邓时锋这才开始印证这记忆中关于食盐的故事。
广西民变最大的根源是田土之争，但不能忽视，激起广西农民起义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食盐问题。
众所皆知食盐是人生活的必需品，在古代，广西的食盐素来是比较困难的。广西由于是内陆省份不产海盐（北海一直隶属广东，新中国时期才将北海划给广西），而广西也没有矿盐出产，其食盐来源九成都是依赖水路从广东运输而来，在宋元时期广西的食盐供应已经逐渐紧张。入明后，食盐问题便成为广西严重的社会问题。
明政斧在广西加强了对盐的控制和垄断。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盐铁官营政策是历代统治者所沿用的。而在明代，由于财政危机严重，统治者对广西食盐的专卖和垄断则更甚。因为明政斧镇压起义军，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军晌用费，加之“广西所属军官，贪婪好利”，故而到明中期广西便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广西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启等人曾哀叹地说:“广西税粮初四十二万有奇。顷以户口流亡，土官不服输纳，每岁实征仅二十三万余石。而宗藩(指靖江王府)及官军禄粮且三十五万，所入不足以给所出。”这说明当时广西的财政危机是十分严重。
明统治者为解决广西的财政危机，一方面加重对广西人民的赋税剥削，另一方面还从外省拨给广西大量金银财物。甚至官府还公开卖官胃爵。《英宗实录》《景泰附录》中记载：景泰三年三月，明政斧到处张贴榜谕，曰：“军民人等有能出米五百石于广西庆远等府缺粮仓分上纳者，就彼给与冠带，以荣终身；出一千石者，军余舍人授试百户，民授巡检，土人除本县佐；出一千五百石者，军余舍人授付千户，民授县佐，土人除土知县。”
上述种种手段，明政斧都采用了，但是也仍然不能解决广西的军费开支问题。于是统治者便把目光瞄向了食盐，希望从食盐中牟利，以充兵晌。明统治者对广西的盐政如此感兴趣，确因广西的盐运和专卖是有利可图，故有所谓“粤西兵晌，半借盐运”或者“全借盐利”之说。《广西盐法志》有载:“粤西兵晌，半借盐运。其法与他处异。官出盐本及舟具，岁令郡卒一人往东省运买运归，转市楚商，取其利以资晌，盎官自为市也。”这里已经说得十分清楚，明统治者在广西大作盐的专运和专卖，而且不是在广西出卖，而是“转市楚商”，运到湖广、贵州等地出卖，以牟取暴利。因此，在广西食盐奇缺，“私贩甚多，盐价甚昂”，一般城市、县城、乡镇居住的老百姓都要忍受盐价奇高的变相盘剥，可在山区的少数民族人民更是不容易买到盐，对于这些人来说食盐完全和粮食一样是一种极为匮乏的缺需品。
同时，食盐问题的严重也与宫僚和歼商的贪污好利分不开。由于盐运和贩盐有利可图，许多官僚插手盐运，从中贪污。歼商乘机抬高盐价，牟取厚利。如靖江王府就带头这样搞。据《粤西丛载》卷五记载：“王府盐船湾泊河下半年之久，或强掳船只，装载盐货;或高抬盐价，逼人承买;或掳到官船指说装盐，及至索骗银两入手，却又放去，仍复重掳”。靖江王府凭借自己的特权，大搞盐运和私贩，到处敲榨勒索，骗取钱财，更别说广西地方官吏也争着这样干。
更严重的是，在食盐方面明统治者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实行盐的封锁，并用这种手段来扼杀广西农民起义军。如成化元年，明朝编修官员丘溶在《条陈用兵事宜》中就给明统治者出谋献策说:“广西不产盐，而两江(指广西的左江道和右江道)尤为艰得。宜严立私贩之禁，量为功次等则，以为赏劳士兵之资。”
看看，这就是鼓励官兵执拿广西的私盐贩，妄图用封锁食盐的手段来扼杀农民起义军，手段已经是相当毒辣。当时农民起义军买不到盐，不得不寻找代用品。《粤西诗载》中有句诗就对当时广西少数民族以及避祸人群缺盐做了一个贴切的描绘：“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这就是当时广西底层人民过着无盐生活的真实写照。
而如此封锁也造成的矛盾的更加激化，明代时期，广西东部历时最久、最反复的两处民变，府江民变和大藤峡民变其针对的就是控制当时广西水路运输的两条命脉水道，而这两条水道不仅运输各种物品进出广西，最重要的就是其食盐的运输！黔江和府江是官府盐运必经之路，大藤峡起义军和府江起义军常常拦江抢夺官商盐船。甚至大藤峡起义军为了夺盐，曾打到产盐的地方去夺盐，可见广西缺盐的程度。
从这些脑海中的资料以及满屋老少的补充讲述中，邓时锋对广西的缺盐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在决定外出前来侦查时，特地专门从那些食盐中取出大约十来克包成了两小包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