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还能理解高务实提出这些主张的用意，而胡执礼虽然也对他的说法感到高兴、心中认同，但也难免怀疑他在自己面前提这些的意图。
强逼着自己在脑海中抛去高务实这番话里那些煽动性很强的理想，胡执礼注意到高务实在这里居然也提到“商人”。
之前高务实说，他要打击奸商，此处却又说要保护商人“不受恶意盘剥、不受恶意欺凌”，这……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然而高务实宛如学成了佛家的“他心通”，风轻云淡地继续道：“雅斋公是不是有些犹疑，我何以一边说打击奸商，又说保护商人？”
胡执礼确实怀疑，但高务实既然问了，他也不好直言，只好答道：“想必司徒以为商人也有好人？”
这话倘若在后世说出来，肯定惹来一片骂声：什么叫想必商人也有好人？难道商人全是坏蛋？
没错，后世不会认为商人全是坏蛋，合法做买卖的商人肯定占绝大多数，这才是事实，也是主流观点。
然而这个观点在大明并不“主流”，主流的观点是“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奸者，奸诈也，显然不是个褒义词。
如果只是民间持这样的观点，那还好办，关键是大明的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也是极端仇商的人，这就导致官方层面也不得不长期跟随这一“传统”而抨击商人，纵然到了现在这个时期，很多官员的背后都有大商人的影子，但至少在官面上他们仍要时不时对商人表达一下鄙夷之情。
嘴上说不而身体很诚实，这又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
然而高务实想要改变商人的地位，朱元璋的极端仇商却是一个绕不开的坎。
虽说“重农抑商”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基本国策，但是朱元璋开创的大明王朝却是打击商人最严重的。
那么，为什么朱元璋相对于其他开国皇帝，是最打心底里仇视商人呢？高务实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朱元璋就是穷人出身，且直到做了皇帝，对于早年的记忆也依旧无比深刻。
老朱是最底层的穷人，别说上不起学是肯定的了，他早年又是放牛又是当和尚，结果闹饥荒时连和尚都当不下去，只能去沿街乞讨。
那个年代的仇富心理几乎是根深蒂固在每一个穷苦人民的心中的。对于吃不上饭，只能沿路乞讨的朱元璋来说，他非常想不通，想不通为什么那些富人、商人越是在闹饥荒的时候，还越要抬高粮价，甚至宁愿倒掉、给家里的鸡鸭猪狗吃，也不愿意施舍给贫民百姓。
咦，这个剧情似乎很熟悉：资本家倾倒牛奶、淹死牲畜、点燃棉花……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这可是高中历史必修啊。
太有画面感了，这不就是同一出戏吗！
可是，这事的论证结果真的是“资本家乃万恶之源”么？恐怕不一定，这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导致的，无论古、今、中、外，其实都一样。
然而市场经济理论对于朱元璋而言既没有听过，大概也不认同，他一直把自己当做穷人的代表，而在穷人眼里，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很简单：根源就是他们这些可恶的商人，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心，眼里只有钱！
那怎么办？穷人只能选择造反，所以朱元璋在当了皇帝之后，也是一个处处维护农民，想方设法打压乃至于反过来剥削商人的“农民皇帝”。
翻身农奴把歌唱嘛，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至于第二个原因，则在于他的主要对手张士诚、方国珍都是商人出身。
张士诚、方国珍这俩人都是盐贩子出身，张士诚在江浙一带自称吴王，因其为人慷慨仗义，在当地百姓之中有很高的威望。即便后来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实力大增，但江南沿海地区的人们还是更中意张士诚，反而对朱元璋这个“土老帽”不屑一顾。
并且更糟糕的是，张士诚还来了个誓死不肯投降——当时朱元璋好说歹说，张士诚都不肯答应。走投无路之下，竟然还是选择了自缢，表示士可杀不可辱。可想而知当时一心希望得到江浙一带民心拥戴的朱元璋有多么恼羞成怒。
至于方国珍，看看朱元璋对他的评价就知道了：“方国珍鱼盐负贩，呰窳偷生，观望从违，志怀首鼠。”——这个人就是一会儿降元一会儿反元，一会儿降朱一会儿反朱，十分不讲信用。
那么推而广之，朱元璋得出的结论就很明显了：但凡商人都不是好东西，全是些混账王八蛋，根本无可救药。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喜欢迁怒的人，因此朱元璋甚至对于“盛产商人”的江浙一带整体都很恼火，以至于在开国后，在其他地区都轻徭薄赋、免租低税的情况下，却惟独对江浙百姓课以重税。
只不过他在这事上搞混了一个概念，导致某些很搞笑的阴差阳错：他当时不承认商人身份，导致不承认“商籍”，而既然商籍都不是朝廷所承认的，那么商税自然也就收无可收。
结果这重税不仅没有“害”到江浙一带原有的商人，反而逼得那一带原本不是商人的很多农民也纷纷“改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去从商了。
这也是为何原本的“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种粮食不划算了啊，我种桑养蚕多好？再不然，那就去跟着人家当“倭寇”，做那无本生意算了！
“穷则变，变则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