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报捷快船“左翼轻骑兵”号抵达天津港。两日后，该舰舰长罗远抵京，向高务实当面汇报了整个远征过程。不仅是战斗过程，还包括与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之谈判、西班牙军队撤出马尼拉城、高逸民所部陆师进驻接管马尼拉城等一应事件的详细经过。
次日晚间，高务实以“北洋海贸同盟例行财务会议”为由，在日新楼召集京中勋贵开会，各大在京勋贵一家不落，全部到会。
远征过程的战斗汇报不必细说，因为之前已经有简略战报送来过，罗远主要讲了谈判和入城的过程。不过这些过程本身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情况，反倒是在这些之后，罗远的另一部分汇报勾起了大家的吸过去。
哪部分汇报？是指战前所知的情报与占领马尼拉之后打探到的情报进行对比后，高振炘与高逸民同时得出的一个结论，他们知道西班牙人为什么“很容易”就选择撤离马尼拉了。
众所周知，明初洪武年间，大明曾遣使臣宣慰南洋各国谕降，但因初定天下，对外政策较为消极，对东南沿海厉行海禁。
至成祖时期，大明周边平定，由于“休养生息”政策而国力渐盛，朱棣便思向海外发展，开始采取较为开放的对外政策，遣使四处招徕各国来朝，并因“厚往薄来”政策，一时朝贡贸易往来频繁。
洪武至永乐年间，在菲律宾群岛上，吕宋、合猫里、冯嘉施兰、古麻赖朗、苏禄等地就先后有15次派遣使节来华。客观上经济的发展及航海、造船技术日益发达也使大明对东南亚海岛国家的影响与日俱增，与诸国贸易也不再局限于“西洋”各国，地处“东洋”的菲律宾岛各国与大明的关系也渐密切频繁，无论是官方朝贡往来或民间贸易都甚于前朝各代。
到了1565至1571年左右，以黎牙实比为首的西班牙殖民远征队凭藉着火器与十字架，侵占了菲律宾岛中北部为其殖民据点，菲律宾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事务已直接由西班牙殖民政府把持，但西班牙人对外——尤其是对大明方面，则依然冒充吕宋王国与之交流，而彼时大明方面对此一无所知。
之前已经说过，早在西班牙占领吕宋岛之前，已有若干华人流寓者居于此地。1570年5月，戈第抵达马尼拉时，“在这座城镇中住着40名已婚的中国人”，但整体而言当时寓居吕宋的华人数量还是很少，“生活在土人之中”。
华人大量赴菲是在更往后一段时间里，也即西班牙殖民者占据菲律宾之后。原因是西班牙人占领菲岛不久，华西间的贸易就蓬勃兴起了。
当时菲律宾本地生产力落后，各类产品匮乏，西班牙殖民当局迫切需要与来吕宋贸易的大明商人保持贸易关系，以满足本地手工生产、技术服务及其生活所需，西班牙殖民当局也要保证以马尼拉港为中转站的大帆船贸易——这是马尼拉繁荣的基础。
因而，西菲的当局对初期来菲的大明商人及手工业者采取友好、善待的态度，“欢迎华侨移民菲岛，鼓励华西贸易”。
而大明当时的沿海人民亦不堪忍受此时内忧外患、倭患频仍、税政苛刻的国内政局。尤其福建地近吕宋，“隆庆开关”之后国内的乱象慢慢结束，但当时又开辟了从月港出港至吕宋的新航路，因而当地百姓大量赴菲参与贸易。私港兴起之后，这种贸易的额度更进一步得到了扩大。
中菲贸易的持续发展刺激了华人赴菲的热情，以致旅菲华人数量大增。西班牙驻菲总督拉维萨里斯1573年的报告中提到：“在我们在这个岛屿所度过的两年中(1571～1573年)，中国人每年都以更多的人数、更多的船只到来”。
此时，大明民间与菲律宾贸易往来已比较稳定，不过从政治上而言，大明朝廷与西菲当局尚无直接交往。
就在这个时候，具体来说是1574年(万历二年)，发生了大明与西菲关系史上第一个重大事件:林凤事件。
林凤，广东潮州府饶平县人，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大明东南沿海的著名海盗。万历元年时(1573年)，林凤受福建巡抚刘饶诲、总兵张元动等围攻，乃逃外夷:“林凤在地方官兵的防范追缴之下，大有站不住足之势，这便造成林凤向菲岛谋出路的动机”。
林凤统率的部众，有战士、水手各2000人，妇女1500人，还有几百个农夫与技工。船上携带的，除了武器、粮食外，还有牲畜、农具和种子。
从其赴菲船队所携带人员、物品可以看出，林凤赴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移民性质。
万历二年(1574年)冬，由于官府的打压与新兴的京华舰队逼迫，林凤从台湾出发往吕宋时，事为明廷所悉。官府记载：“……为官兵所逐，凤因奔外洋，攻吕宋玳瑁港，筑城据守，且修战舰，谋胁番人，复图内逞。福建巡抚刘饶诲遣人谕吕宋国主，集番兵击之，战舰烧毁，贼众大乱”。
这其中提到的“福建巡抚刘饶诲遣人谕吕宋国主”，即大明第一次与西菲的官方交涉。
1575年5月，潮州把总王望高率领战舰二艘，由泉州出发，来菲追缴林凤。当他得知西军已在围攻林凤，即转抵马尼拉与西菲官员会晤。双方协商的结果是，西菲当局捕获林凤后交与王望高，而作为交换条件，王望高则携西班牙传教士随船回国，要求通商及传教。
1576年2月，王望高再度出使菲律宾，一是为准予以厦门为口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