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在这个半岛近千年跌宕起伏的政治舞台上，这些人一直都是名副其实的重要角色。
两班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王氏高丽时期。《高丽史》记载，太祖元年(公元918年)甲午条：“习仪于毬庭，文武俱就班”。此处两班还单纯指的是文武官员。高丽王朝初年，文武官阶散乱，官员皆是开国功臣、地方豪强。而他们之外的人，就被称为“庶人”，仕途受限，政治基本上就被这些贵族构成的“两班”所垄断。
这些大佬在朝中晃来荡去，搞了个功臣政治，尾大不掉，如果长此以往，对王权当然是很大的威胁。于是到了高丽太祖的孙子、高丽第六代王、高丽成宗那里，便学起了中国，搞起了科举制度。
当然，这里的科举还不是宋代那种普遍展开的科举，而是唐代那种不动摇贵族政治的科举。毕竟改革还是要以稳定为基础，不能迈开步子扯到蛋。
因此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就是为了高丽贵族子弟通过进入科举补习学校“私学”，从而在考试中获得一个好成绩，故而开了科举。然而，这么做虽然给贵族们增加了压力，但是人还是那帮人。
这就好比后世一般的孩子，要去和那些从小学八门外语、上十门补习班的学区房孩子pk，确实有些难度。
但是经过这么一搞，对王室而言还是有些好处的，那就是搞出了崇文的风气。科举首重文科，于是文官的地位大大提高。
与中国差不多，王室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也继续往重文轻武上面靠，故两班实际的重头就是“文班”。后来高丽朝搞“文武散衔”制，文班地位也高于武将。再后来搞的“柴田制”，也就是官员等级工资制度，文官同样比武将大大的高出。
这么一来，尤其是时间长了之后，武将们就不干了。老子带兵打仗出生入死，凭什么比不上你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于是到了1170年，武将郑仲夫发动政变，从此高丽进入了武官专政时代。
武人打仗可以，治国就相对没有经验了，可那些个文人成了敌人，也不能再用，怎么办呢？于是在武官专政时期，便大量地提拔地方乡吏，杂役担任要职，“两班”贵族的门槛开始被打破了。
再后来，高丽被元朝打败，成了元朝的附属国，任由元朝摆布。这时候开始，原先一些地位较低，不入流的译员、医官之类，因为和蒙古人往来密切，也被受重用，纷纷提拔至高位。
这样一来，实际上“两班”的范围就大大地扩大了，原来只是些贵族能成为两班，现在贵族们看不上的一堆人也全部变成了两班成员，两班就开始变得鱼龙混杂了。
贵族要保持贵族的尊崇，要的就是高高在上的身份，这个身份最好是由血统确定的，是上天赋予的，不能让别人染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陈胜吴广这种“反贼”才打出的旗号，统治者们显然不能允许这种动摇统治阶级身份基础的情况持续存在。
于是，到了元末明初，李成桂推翻高丽建立李氏朝鲜的时候，就对两班制度来了一个大改革。怎么个搞法呢？
首先，就是要把乡吏，胥吏这些身份的人从两班中剔除出去。在贵族眼里，这些技术官僚是没有办法和他们这些天皇贵胄相提并论的。
文班贵族，读的是孔孟圣贤书，讲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他巫医乐师白工这类的具体技术型工作的人，就不再当做两班贵族看待。还要取消乡吏的外邑田，制定乡吏惩处法，设立监督乡吏的留乡所，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等等。
其次，是全面实行有利于两班阶层的科举制度。一个阶层要具有生命力，首先要有危机感。后世管理学上讲一个鲶鱼效应，说是渔夫怕捕捞上来的鱼死掉，就往里面丢几只乱钻的鲶鱼，让鱼都活动起来，锻炼锻炼身体，那就不容易死了。
于是，李朝也就搞了强化科举这么一个鲶鱼，给你们这些纨绔子弟一点危机感。李朝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女才能受门荫，其余的人做官都要考，你们就好好读书去吧。
但是李朝的科举会不会像中国的科举那样造成社会流动，瓦解贵族政治，进入平民政治呢？那当然不会。
李氏朝鲜的科举主要分文科、武科，杂科。其中能做大官，升入两班的，主要就是文科。然而在文科考试中，朝廷首先在身份审核上就设卡，乡吏子弟参加科举必须“四祖审查”、“两班举荐”，且参加文科考试还要多考“四书一经”一门，并且经过郡县衙门同意。
而且，李朝科举，所谓“庶孽”——也就是小妾生的儿子、二婚生的儿子、私生子这些，都不能考科举文科，这样就大大限制了两班贵族规模的扩大化。所谓物以稀为贵，贵族贵族，人少，才贵得起来呀。
朝鲜的科举对于一般的百姓看似没有报名限制，但是寒门学子要登科及第可比同时期的大明要难得多。因为朝鲜的官学，基本上就是贵族学校。两班子弟七八岁就入书堂，再进入汉城四学，完成生进科考试后再入成均馆，在成均馆修满300个圆点(好比学时)以后，才可以参加文科考试。普通人家哪里有条件，能和这些从小学大的官二代竞争？
这还不够，为了保证两班贵族的身份延续，朝鲜还搞了“别试”。正规的科举三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