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羊和狼的问题，骆永胜交代给政务阁三人的任务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需要时间来慢慢去处理，也需要时间的潜移默化进行引导。
这不是十年、二十年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就好比中国人骨子里天朝上国的傲气，那是因为做了几千年的世界老大养出来的。
结果后来从万国来朝变成万国皆债主，明犯中国虽远必赔，一下将这种傲气从天上打到尘埃，近百年的积贫积弱和苦难史又使得中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高度的自傲变成高度的自卑，崇洋媚外成为了主流形态。
明治维新时期，中国选派到英法的留学生留着长长的鞭子被人嘲讽，而同期的日本学生却得到尊重，那个时候可还没打甲午海战，中国仍然拥有着号称远东第一、世界第三的北洋舰队呢。
这其中的许多的原因可以参考第三视角，原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副领事毕德格（后出任李鸿章私人秘书）的日记散篇，部分收录入濮兰德《李鸿章传》中。
从甲午海战之前到甲午海战之后，毕德格为清政府斡旋欧洲列强，促使和谈费心劳力，故有许多见闻，描述了当时时代下，作为亚洲老大的帝国的清政府与新兴帝国日本之间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化。
故而在其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竟然有人会提出废除汉字这种荒谬主张，又有大量学子公然鼓吹西方上帝论，认为中国欲要发展现代科学，就必须推翻和否定中国自己几千年摸索创造的数理化知识。
祖宗留下的所有知识，包括我们自己摸索的数理化都是糟粕，如果不是糟粕，为什么中国搞不出来工业革命？
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过程中，我们放纵着大量的西方知识和思潮涌入国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汲取着大量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不由的产生了自我怀疑。
是不是，西方才是世界的中心？
为什么这么多先进的科学知识都是西方人发明出来的？
我们接触了新数学、新物理、新科学，运用着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汲取这些知识强化我们的国家，发展我们的军备科技，打赢一场场抗侵略战争，这是知识的功劳，但绝不应该将西方人当成我们的救世主。
永远别忘记，在世界史中，最早的成册和成体系的数学理论是我们中国发明的，最早通过化学行为发现火药和运用火药的，也是我们中国。
是我们将这些知识传播到的西方，他们只是后来居上超过我们，然后通过侵略的方式重新让我们接触到而已。
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那就恰恰证明前两段话的正确性。
因为那积贫积弱的上百年，所以崇洋媚外的自卑还深植在骨子中。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没洗刷干净，或许还需要几十年、上百年，那是时间的事情。
相同的道理，骆永胜想要将羊变成狼，或者即使不变成狼，单纯的将羊性削弱，可能也需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也是时间的事情。
之所以交代给政务阁，就是希望三人能和自己尽快的商量出一种的可行的方法来缔造一个新的环境，潜移默化下，几代人及后可以有所改变。
从大楚立国开始，希望这百年之计可以实现。
文臣方面操心的是精神方面，而从实际行动中出发，则还是要找武官。
骆永胜仅仅在府中陪着陈静姝娘俩待上几日，给尚在襁褓的孩子取了一个名字。
玉晧，骆玉晧。
同样的玉字辈，日字偏旁。
其实骆永胜对给孩子取名字这一块本没打算这么讲究，他当初给玉晟起的名字就是恰好觉得顺口好听，寓意也不错也就定了玉晟这两个字。
之所以现在这个老二也这么安顿，还是魏禀坤念叨的。
“慢说天子王公，便是寻常百姓家也要排字论辈，这是人伦古礼，大王还是莫要轻慢。”
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对了，赵家的皇帝不是都没排字吗？
你看，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赵佶啥的哪来的规律字序。
原因很简单，因为赵家皇帝矫情。
他们当了皇帝后就会改名字。
比如说赵二赵光义，他写在宋史中的名字叫赵炅。
本名叫赵匡义，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为了避讳，赵匡义改名为赵光义，而等当了皇帝后，赵光义又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赵炅。
不仅给自己改，赵二还喜欢给自己的孩子改。
但不管怎么改，只要当了皇帝就会重新再起一个名字。
目的就是为了避讳。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做‘文正’的谥号，是文臣的最顶级谥号。
这个谥号是在宋朝宋仁宗赵祯年间由司马光创造的。
所以说宋仁宗之前，中国没有一个文臣谥过文正，文臣的最高级谥号叫文贞，第一个获得这个谥号的文臣叫魏徵。
是因为要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才改的文正。
司马光评价文正这个谥号‘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自此之后，文正替代文贞成为文臣首谥，创造他的司马光也在死后如愿以偿得到了文正这个谥号。
名讳的礼法和讲究是这个时代比较看重的一件事，这种俗礼骆永胜不太在乎，但魏禀坤既然开口劝了，他也懒得跟魏禀坤为这点小事矫情，索性便给陈静姝的儿子起了一个差不多的名字，叫玉晧。
家里的事一处理完，骆永胜便坐不住召集了包括周柏在内的一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