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璋的一番话换来满堂寂静。
乐景心下微微叹息。
周德璋虽然看得长远,但是他却也只是担忧鸦片侵占良田，导致粮食不足，动摇国家根基。他根本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鸦片所带来的健康危害。
这也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鸦片的认知。很多人把鸦片当做药物，甚至认为能够强身健体。
在起初,英国商人用鸦片敲开了华夏的国门获取暴利,因此大量白银外流。但是华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
就有很多“聪明人”告诉皇帝,我们要大力发展鸦片本土化,让百姓们种鸦片，打破英商对鸦片的垄断，让百姓吸上低价鸦片,还能给国家创造大量税收,充盈国库。并且这些“聪明人”还说,后续可以通过对鸦片征重税,让穷人戒烟富人少吸烟,从而达到不禁而禁的目的。
于是大清就有了两种烟,洋药和土药。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也是为了干掉太平天国的那些泥腿子维护爱新觉罗千秋万代的统治，皇帝就开始号召臣民们吸自家种的土药,这是爱国的表现呢！
于是林公的虎门销烟销的就是外国的走私烟,林公本身是不反对吸烟的,他反对的是吸外国烟,这样会造成白银外流，让国家变穷。对于林公而言，吸烟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他支持民众吸土烟,因为“内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这也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鸦片的看法，他们认为百姓吸食土生土长的鸦片会中和鸦片的毒性，对人体无碍。
后人也不必多加苛责林公，只能说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当任何事物成为了某些人的钱袋子后，那么社会对这件事物定下的性质就会变得暧昧扭曲起来，甚至法律都会为其做出让步。归根到底不过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罢了。
哪怕在民国，鸦片也是个会动摇国本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例如，如今云南的年收入约为1100万银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银元。
鸦片被各省军阀视做了钱袋子。如今统治四川的军阀就规定了：农民如果只种粮食不种鸦片，那么种一年粮食交三年的税，但是如果种烟的话就交一年的税……如果第三年农民还是只种粮食不种烟，那农民就要交七年的税。
川军也因此有了一个响亮的称号——“双枪军”，即一手火枪一手烟枪。若不是后来川军靠“壮士出川”在抗战中血战到底证明了他们的血性与勇猛，川军会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抬不起头来。
也正是因为百姓都荒废了土地改种鸦片，民国才会每隔几年都会发生“大饥人相食”的惨剧。
直到几十年后，那股红色的潮流席卷中华大地，那些开创了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泥腿子抵抗住了钱袋子的诱惑，一刀切去了鸦片和妓女这两个毒瘤，才让华夏的民主真正站了起来。
乐景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明白，鸦片问题是时代问题，不是单纯的人力就能解决掉的。
所以此情此景下，尽管不甘，他能做的也唯有沉默。
在安静的房间里郑宜梁的一声轻叹格外清晰：“君玉啊，别想了，这件事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就算大总统也解决不了。”他颓唐地苦笑一声，“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做的也就是以身殉国谢罪了。”
周德璋沉默几秒钟，然后勉力抬起头，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瞧我，没事说这些干什么？倒是惹得大家都不痛快了，是我的错，还望两位原谅则个。”
乐景摇头笑道：“周公忧国忧民何错之有，只是我们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文章尽可能地传达我们的思想了。”
郑宜梁连忙点头附和道：“对极，对极，我就不说了，君玉你怎么也是个大作家，你的文章总有很多人响应，你可以用自己的文章来呼吁禁烟呀！”
周德璋在心里叹息，他明白这不过是好友在安慰他罢了。鸦片问题不是他写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他以往也写过很多文章表达自己的禁烟主张，也的确在报纸上引发过很多讨论，但是也仅限于“讨论”了。
在郑宜梁和乐景不约而同的转移话题活跃气氛的努力下，几人间的气氛明面上也终于摆脱了刚才的消沉，重新变得和乐融融起来，只是内在的暗潮汹涌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
太阳明晃晃地挂在西边，地上冒着蒸腾的暑气，街上只有零星的行人。郑宜梁哪怕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黄包车上，也挡不住全身的汗意。他满头大汗用手给自己扇风，暗骂这见鬼的天气。
坐在一旁的周德璋忍不住跟郑宜梁提及了李景然：“我观此子，非池中物。”
郑宜梁白了他一眼，“这还用你说。”他的脑海中又想起少年长身而立站在前厅，从容不迫侃侃而谈的模样，真心实意地感慨道：“也不知是哪家养出了这妖孽，我要是他父亲恐怕做梦都会笑醒。”
周德璋陷入沉思，“李姓是大姓，不好说啊。”李景然也只是说他是离家过来游学见世面的，具体的家庭背景之类的他闭口不谈，他们又不好打听。但是观其言谈风度，一看就知道家里非富即贵。也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养出李景然般格局和才华并存的孩子。
郑宜梁满不在乎回答：“不管他家里有什么背景，和我们相交的也是李景然而不是他家里，想那么多干什么？”
周德璋愣了一下，想了想正是这个理，倒是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