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说，“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同屋是逍遥派，一直躲在宿舍绣花。送了二姐一幅青山绿水，二姐很是喜欢。后来也跟同屋学习，绣了好些枕头套。要拿给母亲，可是与母亲不高兴，有两三年几乎都不说话，就赌气全压在学校箱里。后来二姐结婚了，与母亲和解了，才把这些枕头套拿回来给母亲。母亲没舍得用，一直当宝贝。
小姐姐翻着硬壳红笔记本，递给我。这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生父送给母亲的本子。翻开一看，几乎全是什么家里开支、孩子得病看病的事。有些字是错别字，时间匆忙，写得潦草，不过看得出来母亲认真在记。到了70年代后期记得少了，到了80年，她退休回家后，一字没有，本子后部分大多页码被撕掉。
我问小姐姐：“我可以要这个本子吗？”
三个姐姐异口同声说，“当然。”
我把红笔记本收到挎包里。
二姐要了那些段段布，说可以给未来的孙子做百衲被。更多的布料给了大姐三哥，五哥喜欢那些枕套，三嫂也要。
家里的老照片摊在床上，有父母合影，全家福解放后仅有一张，那时我只有五岁，瘦瘦的小女孩缩在角落里，跟不存在一样。有好几张母亲解放前穿旗袍短裤皮鞋的照片，那皮鞋在六七十年前居然非常男性化，拿到现在也是时髦的。还有幺舅有大表哥二表哥和家人的合影，三个青年人站在后排，青春焕发。前排是父母，那时五哥还是一个婴儿，在母亲怀里。三个姐姐扎了绸花，梳了辫子，穿了最好的衣服，都在开心地笑。明显我还没有来到这世上。这个家即使穷，可是多么快乐。
还有一张父亲在船上的照片，他穿着制服坐在一堆船员中间，英气逼人，他的眼睛好得像雷达。也有生父的照片，身边站着两个少年。不知这照片是怎么到母亲手中，可以推断大致来自我的婆婆，我母亲去看她，她给母亲。从母亲一直收藏他们的照片这点看，说明母亲也喜欢生父的两个儿子。家里的孙子外孙照片最多。有一张照片居然是田田，不到两岁，站在六号院门前，仰脸看一个穿着红衣的姑娘。那竟然是我。
再仔细一看，不是我，当然是小姐姐，她年轻时与我非常相像，尤其是侧面。
每次回国我很少与家人合影，有一年国外的电视台跟着我到南岸拍，导演拍了几张我与母亲的合影，要么母亲闭眼，要么我闭眼，没一张照片令人满意。有一张是全家人，大家在和外国制片人和翻译说话，父亲像在船上一样，蹲在房门前，母亲在微笑，大姐也在微笑，二姐沉静。小姐姐呢，大笑，胖得不行。按时间推算，那是她抓了第二个丈夫与打工妹床上现行之后，她惩罚自己，吃成个大胖子。有一张是小米穿着婚纱和一个新郎官的合影，小米非常美，她有刀痕的一边脸因为化妆效果奇好被遮住。新郎官成熟，有气质，看上去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我相信这不是为照相而穿的婚纱，小米没有撒谎，他们的确结了婚，只是新郎官没有对她说实话。看来有必要把这照片公布在香港的大小报上，帮小米找到她儿子的父亲。
没有翦伯伯的照片。倒是有一张好多亲戚在一起的合影，站在中间那人，依靠在母亲身边，是我。照片上写着1996年3月31日。我记起来是母亲的生日，守礼母亲该是五日后生，决定提前与母亲一起过。我专程从英国赶回，包了城中心枇杷山公园的餐馆，请了所有的亲戚。我穿了一件灰色呢大衣，身边没有丈夫，母亲抱着一束鲜花。
就是那天有个亲戚对我说，小时母亲带着我到他家，我在他家自个走掉。母亲急坏了，到处找我，他们一家人也跑到街上找。后来，母亲在电影院门前的石阶上看到我，我若无其事坐在那儿看路人。她走上来抓住我的肩膀摇个不停，“你有种走，走啊，你走得我一辈子都找不到才好！”我吓坏了，哭喊起来：“妈妈，你弄痛我了。”她停住了，翻开我的衣服，一看双肩都红了，她眼睛发红说，“对不起，我的六姑娘，妈妈不是故意的。”
我突然发现没有我在外的照片，北京、伦敦、上海，其他欧洲城市的，一张也没有。我的记忆没有问题，我清楚地记得走一个地方，要么寄照片给母亲，有时照片来不及洗，就寄当地明信片给她，有电子信后，我把照片寄到姐姐的孩子信箱里，可是他们不会洗印下来，专门跑到南岸野猫溪母亲家中，给母亲。后来，我依旧给她寄照片。母亲把那些照片和明信片弄到哪里去了呢？
小姐姐细心，首先发现有好些照片是重复的，一数都是六套。
我吓了一跳，母亲把家里老照片送到像馆，做了复制，为我们六个孩子都做了一份。大姐说：“看妈多有心，若妈是个富婆，她会留给我们六个人一人一笔财产。”
二姐说：“妈留照片比钱好，我们每个人可以一代接一代传下去，记住那些一同度过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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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拿着账本走进来。他说他睡不着。坐在旧藤椅上，他把这三天来的进账出账简单地念了一下，最后总结道：“这次红包不少，所以，不必用六妹的钱，也不必用妈的存款。”
二姐松了一口气，她最怕丧事花费超支。三哥清了清喉咙说：“还剩下两千多块，啷个办？”
二姐想了一下，说，“给五嫂吧，她最后一段时间服侍照顾妈妈，端屎端尿，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