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是我姐姐的独生女儿。一九七二年她出生时，沈阳和其他城市一样，粗粮多细粮少，米更难得。父母原是南方人，姐姐想米饭吃想得慌，给女儿取名小米。我十五岁就响应毛主席号召，从沈阳到内蒙古草原当知青，“文革”后才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教书。父母早亡，我和姐姐分手早，感情本来就淡漠，多年未见到她。偶尔有信件往来，从未见过她的孩子，只记得信中提到在深圳。
我意外得到一个去香港岭南学院开会的机会，准备去时，我写信告诉姐姐。临行刚要出门，收到姐姐回信。要我经过深圳时，去看看小米。
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巧，好像冥冥之中姐姐知我会在深圳停留，而不是直飞香港。她在信里说，她年老多病，行动不便，不能出远门。想求我一件事，已有半年没有小米消息。她担心这女儿，从小就不听话。信里附了一张三寸彩色照片，我的外甥女笑得很开心，长相挺秀气朴素，与现在女孩的美容照很不一样。她和我的姐姐很像，短发，t恤衫，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使我眼睛一跳。
深圳的五月如夏，在我的北方眼光来看，一切都新奇，人也不一样，女人水灵漂亮，很会打扮，男人小个，没北方男人那股蛮气。橱窗装饰比北京耀眼。高楼成林，街道两边种着鲜花，清洁整齐，我第一次来，却只有一天时间，来不及观赏。
我按姐姐给的地址找到小米的住处，十层楼上，却没人应，小米不认识我，哪怕从门孔里看见我，也不会开门。大楼里绑架偷盗，比北京四合院还多，那里邻居可互相照应，这种火柴盒房子，隔得人人各顾自己。
正好电梯上来，我急忙问开电梯的女人，她爱理不理地说，“去找大楼管理处，一楼左拐。”话音未尽，电梯门已经合上。
原来这幢楼多半是出租的，房主自住是少数。管理员说，我说的那间房现在住着一对夫妻，也是外地人。但是，没有我找的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别说北方，大江南北的女孩子都以为这儿是天堂，可以混出一身金来。
“我找的人是我亲外甥女，她留给家里的地址就是这儿。没准她搬走了？”
“不会，我记得这儿所有的住户。”他的口气不像在敷衍。
我只好拿出小米的照片，让他看。他拿着照片端详，没说话。等了一会儿，他说：“这小姐模样，我不能肯定她从来没在这楼里住过，楼里住的妹仔，我眼里都差不多。”
“什么意思？”我有点不高兴了，显然他话里有话。
他不回答，转过身。我只有悻悻地离开。大楼门外和北京不一样，停的自行车少，私车多。树荫覆盖，天很热。哄哄闹闹的一辆摩托驶来，停在我身边，是大楼管理员。他大声对我说，“你不妨去歌厅瞧瞧，那儿年轻小姐多，外来妹相互熟，或许你能找到你外甥女。”说完一溜烟就驶远了。
旅馆太远，回去不合算，我对逛商场没兴趣，原想去深圳大学图书馆看看海外中文报纸杂志，据说是此特区大学的一大好处。但我心里左上右下的，倒与姐姐的信没太大关系，本来亲情疏淡，见不见得着小米无所谓，也尽到了责任。是管理员那种不太正常的态度，让我忧虑。听说过不少内地女孩到特区闯天下的种种故事：开公司；炒股票；做发廊按摩服务一类；傍大款，做港商小老婆；还有zuò_jī的，旅馆里的鸡最便宜一百元人民币，街头野鸡是另一个价。诸如此类，心里越想越不是味。
我在一家四川餐馆吃饭，边吃边想小米。沈阳老家那些旧事像一团云在心底飞，人活着真不容易，顾了这辈子，还得为下辈操心。
远处窄长的天在转换色彩，夜晚慢慢靠近我凝视着的街道和行人。
到夜里十点多，我已在好几个中上等歌厅里看了一遍：全差不多，那些女孩子也都像一个模子倒出来。走在街上，我有点累了。歌厅在深圳起码上百家，一夜怎么看得完？可能压根儿小米就不在那里，可能早就离开了这城市。我决定回旅馆休息，明天一早还得乘火车过罗湖桥。
街口比较清静，一辆出租停下，我坐了进去。特区在夜里更繁华，坐在出租车里，马路两旁灯光直晃眼，收音机里主持人好听的声音，放着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曲子。马路右边，有“利口福”三字霓虹灯闪亮，抓住我的眼睛。再看一家吧，我对自己说，仅此一家，良心也安了。“停车，”我叫道。
“女士，去这种低档歌厅呀？”出租司机咕哝着，将车泊在路边。
那门不大，就涂了点红绿漆，两旁花树是塑料的，门外边的塑料地毯脏脏的。我付钱下车，就往店里走。门口的小姐截住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肯定觉得一个中年女人，单身到此，有点奇怪。每家酒店歌厅都是如此，我已经见惯不惊，终于，小姐说：“欢迎欢迎，三十元一位，饮料听歌点歌不要钱，全包。请。”
里面过道不大，另有小姐带路，进了大厅。地毯、窗帘、包括墙都还干净，红漆俗气了些，生意好像不太兴隆。
我靠里一个位子坐下，一杯饮料端上来，冰水加两片柠檬。看来是个宰人黑店！这年头，又有哪个店主不缺心肝的呢？椅子与茶几一般低矮。我转过身，看到五六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坐成一排，供展览似的，生意做得非常坦率，每家一样。走廊里是一个个单间，里面不时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