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松涛声！”林云兴奋地说，但我没有那个雅兴，只顾裹紧大衣。在纷飞的雪雾中，远方的山峰只有模糊的影子。
班机从莫斯科飞了四个小时在新西伯利亚机场降落，我心中的陌生感比一星期前在莫斯科机场降落时又深了一层，只有想到这里离中国更近了，才感到一丝安慰。
接到那个留言后，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信息后面有很多东西，但我做梦都想不到真会有到西伯利亚来的机会。一周后，林云通知我同她一起参加一个技术顾问团赴俄罗斯，她告诉我，中俄两国关于在中国境内组装苏30歼击机的谈判已基本完成，这个顾问团是随一个低级别的军事代表团赴俄敲定一些细节问题，我是顾问团中唯一的一名雷电专家。我感到这事绝非巧合，就问林云她是怎么搞到这种机会的，她神秘地说：
“我使用了一次特权，这种特权在找大型机时我都没用，这次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我不知她说的特权是什么，也没再问下去。
到莫斯科后，我发现在代表团的活动中自己根本没事可干，林云也一样。我们跟着代表团访问了苏沃霍夫设计局，又跑了军工联合体的几个装配厂。
在莫斯科的一个傍晚，林云向团长请假后出去了，深夜才回到饭店。我去她的房间里看她，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睛红着，脸上有泪痕，这让我很惊奇，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不会哭的。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不好问，以后在莫斯科的三天里，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从这件事我发现，林云的生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代表团登机回国时，我俩却登上了飞行方向基本相同但目的地近得多的飞机。其实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不比从北京去近多少。
我们在机场找到了一辆车去诺克思柏克科市，司机告诉我们要走六十公里路。冰雪覆盖的公路两旁，是无边无际纷飞的雪雾和黑色的丛林。林云能讲一口不算流利的俄语，她和司机好像很谈得来。那司机扭头看了一眼冻得发抖的我，似乎同情我不能加入他们的谈话，突然改用很流利的英语继续对林云说：
“……科学城源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浪漫的想法，这种想法充满了当时的那种单纯和天真，一种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其实，它并不像你们所听到的那么成功：它远离大都市区，交通困难限止了科技辐射作用。人口太少形不成都市文明，违背了人类向往大都市的理想，徒劳地与大都市抗争，最后不得不眼看科研人才迁往更大更理想的城市……”
“您可不像是干出租车的。”我评论道。
林云介绍说：“这位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研究员，他……您刚才说您的专业是？”
“我从事远东经济区的未开发地区资源综合规划研究，一项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谁都用不着的学问。”
“您失业了？”
“还没有，今天是星期天，我这两天挣的钱要比一个星期的工资多。”
汽车驶进了科学城，两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在雪雾中掠过，有一次，我肯定看到了一尊列宁的塑像。这是一个让人产生怀旧感的城市，那些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并不能使人产生这种感情，它们太旧了，旧得与你没有关系，旧得让人失去了感觉。但像这样年轻的城市，却使你想起一个刚刚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你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是你自己的上古时代，你自己的公元前。
车停在了一幢五层楼前，这里可能是一个住宅区，一排排的楼房看上去一模一样。司机在离开时从车窗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这是城里最便宜的住宅区，但这里住着的可不是最便宜的人。”
我们进门后，里面很黑，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种天花板很高的住宅楼，门厅的墙上贴着几张各个政党地方选举的招贴画，再往里就只能摸索着前行了。我们借着打火机的光辨认着门牌，一直上到五楼，绕过楼梯口，我举着已烫手的打火机正要找561号，听到一个浑厚的男音在什么地方用英语喊：
“是你们吗？为bl来的？左手第三个门。”
我们推开门走了进去，这房间给人两个相矛盾的感觉：首先觉得很暗，然后觉得天花板上的灯很刺眼。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味。这里到处堆着书，显得有些乱，但还没有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一台电脑的屏幕闪动了一下就灭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电脑前站起来，他胡须很长，脸色有些苍白，年龄看上去有五十多岁。
“在这儿住久了，听楼梯响就知道来的是生人，而能到这儿来的生人，只有你们了。我相信你们会来的。”他打量了我们一眼，“很年轻，同我刚开始这可悲人生时一样。中国人？”
我们点点头。
“我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到过中国，作为一个水电工程师，帮助你们建设三门峡水电站，听说帮了倒忙？”
林云想了想说：“好像是，你们没考虑到黄河的泥沙淤积，所以那个大坝会给上游造成洪灾，至今不敢蓄水。”
“啊，又一个失败，那个浪漫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只有失败了。”
“亚历山大?格莫夫。”他自我介绍道，我们也做了自我介绍。他又打量了我们一眼，这一次目光更加意味深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很年轻，你们还是值得救的。”
我和林云惊诧地对视了一眼，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