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十月十一日登陆费城。我发现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凯思已经不再是州长了，接替他的是戈登上校。当我见到凯思时，他正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走在大街上。见到我时，他面露惭愧之色，我们就这么擦肩而过没说一句话。里德小姐在收到我的信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她的朋友都坚信我不会再回来了，于是劝她和另一个人结婚，那人叫罗杰斯，是个陶工。婚礼是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当我再见到她时，同样会面露惭色。同罗杰斯结婚后，里德小姐生活得并不幸福，很快就同他离婚了。她拒绝和他住在一起，也不用他的姓氏，听说那人已经另有妻室了。罗杰斯是个不错的工人，但生性卑鄙，里德小姐的亲友正是看中了他的手艺才促成了这桩婚事。他欠了债，大约于一七二七年至一七二八年逃到西印度群岛，并死在了那里。凯默尔的印刷店在经过扩建之后，又新开了一家文具店，里面的货物丰富齐全。他还添了许多新的铅字，又多请了一些帮手，虽然技术全都不怎么样，不过生意看上去挺红火。
邓汉先生在水街开了一家店铺，我们便将带回的货物陈列出来，我开始学着照料生意和记账，不久我便成了销售行家。我们同吃同住，他像父亲般对我谆谆教导。他真诚待我，我也十分敬重他，我们本来可以相处得十分愉快，然而，在一七二七年二月初，我刚过二十一岁的时候，我们两人都病了。我得了胸膜炎，几乎丧了命，在经历如此大的痛苦之后，我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后来，当身体一天天康复的时候，我反倒更丧气了，因为想到以后还要再次经受这种濒临死亡的痛苦，就感叹万分。我不记得邓汉得的是什么病了，他病了很久，最后还是过世了，他口头给我留了一份小小的遗产，作为对我的关怀。然后，他再次将我孤身一人留在了这广漠的人世，由于他的店铺由遗嘱执行人接管，所以我便失了业。
我的姐夫霍尔姆斯现在住在费城，他建议我继续干我的老本行。凯默尔也表示愿意收留我，并给我不薄的薪水，让我去管理他的印刷店，而他则继续经营他的文具店。我在伦敦从他妻子和朋友口中听说了他的不良品性，因此不愿再与他有什么瓜葛。之后，我还试图当一名商店店员，但是找不到人雇用我，最后我还是答应帮凯默尔做事。他的印刷店里有这些伙计：休·梅莱迪斯，一个威尔士籍的苏格兰人，三十岁，从小就干农活，诚实而聪明，有很强的观察力，喜欢读书，不过有酗酒的恶习；斯蒂芬·波兹，一个刚成年的农村人，干农活出身，天资聪颖，机智幽默，只是有些懒散。凯默尔每星期只给他们低廉的工资，答应等他们技艺提高后，再涨工资，以此来留住他们。梅莱迪斯做的是印刷工作，波兹做的是图书装订工作，凯默尔本身对这两样活一窍不通，但按照协议，他需要教他们做好。约翰是个粗野的爱尔兰人，什么活都没干过，凯默尔从一个船主手中买断了他四年的工作期限，想把他培养成一名印刷工。乔治·韦伯是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凯默尔买断了他四年的工作期限，打算把他培养成一名排字工。还有大卫·海利，他是一个乡下孩子，凯默尔收他当学徒。
很快我就发现了凯默尔给我高工资的意图，他让这些廉价的帮手从我这里学习，等他们都学会了，就得因为合同约束而继续帮他工作，而我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不得不卷铺盖回家。但我还是很乐意去工作，并将印刷店管理得井井有条，之前这里是一团混乱。我的存在多少让这些雇工们更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并干得越来越好。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被买来当佣工，这实在是罕见的奇闻。韦伯那时还不到十八岁，以下是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他出生于格洛切斯特，在当地的一个文法学校受教。在学校组织的戏剧表演中，他总能显出高人一等的才华，因此他在学生中很有名气。他还是一个叫作“维蒂俱乐部”的成员，写过一些诗和散文，并在当地的格洛切斯特报上发表过，因此被送到牛津大学学习。学习了一年之后，他觉得十分不满，因为他的心愿是到伦敦游览并成为一名戏剧演员。后来，他获得十五个金币的助学金，但他并没有拿它来还债，而是逃出了城。他把牛津校服扔在路边的荆棘丛中，步行到了伦敦。在伦敦，由于没有熟识的朋友而误入歧途，很快他就将身上的金币花了个精光，但还是没能找到进入戏剧圈的门路。没钱花时他就变卖衣服，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当他忍饥挨饿在街上闲逛，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时，有人把一张人贩子散发的传单塞到了他手里，上面说凡是愿意签订合同前往美洲服役的人，就能马上得到款待和奖励。他立即找到了人贩子，签了合同，于是被带上船，来了美洲，而他的亲友对此一无所知。韦伯朝气蓬勃，办事聪明伶俐，受过良好的教育，实在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但他懒散、轻率和鲁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爱尔兰人约翰很快就逃跑了，我跟剩下的人相处得十分不错。他们对我尊敬有加，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凯默尔其实什么也教不了他们，而只能从我身上学点儿东西时，就对我更加尊敬了。我们星期六从不工作，因为这是凯默尔订立的安息日，这样我便有两天时间来读书。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