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三三年，我开始学习外语，很快就掌握了法语，能轻松地阅读法文书籍，接着又学习了意大利语。当时我有个朋友也在学习意大利语，并常邀我陪他下棋。后来，我发现这个活动占用了我太多的学习时间，便拒绝再陪他下棋，除非他答应我的条件：
每盘棋的胜者要为败者布置作业，可以是背诵语法知识，也可以是翻译；战败的一方要以名誉担保，到下次见面时一定完成作业。
我们的棋艺相当，每次下完棋几乎都各有作业做，这样一来，意大利语很快就被我掌握了。后来，我又下了一番苦功学习西班牙语，直到能阅读书籍。
我之前说过，自己曾在拉丁语学校接受过一年的教育。不过那时还太小，很快就将学会的拉丁语抛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我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后，再翻阅《新旧约全书》时惊奇地发现，我竟然还记得拉丁语的不少内容，至少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这让我重新激起了学习拉丁语的信心。在之前几种语言的辅助下，我很快就掌握了拉丁语。
从我学习语言的过程看，我想到我们现在教授外语的方法实在不太合理。在学习外语时，老师总是要求我们先学习拉丁语，说学好拉丁语后，其他现代语言就容易掌握得多了，因为其他语言都是从拉丁语衍生出来的。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了学好拉丁语，为何不先学习希腊语呢？道理是这样的，就拿爬楼梯来说吧，如果你不用顺着阶梯爬就能达到顶层的话，那么下来时必然容易许多。但是，如果你能从较低一层的台阶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你便很容易达到最高层。因此，我要向负责青年教育的人士建议，有许多人学了好几年拉丁语也毫无长进，于是就像我一样丢弃它了，这样一来，他们所学的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光阴。所以，不如先从法语开始学起，再学习意大利语，然后慢慢地再去学拉丁语。这样，在花费同样时间的前提下，即使最后没能掌握拉丁语，也已经掌握了一两门外语，而且都是现代十分实用的语言，对日常生活亦是大有裨益的。
在离开波士顿十年后，我的境况日渐好转，便回去了一趟，探望那里的许多亲戚，在以前，我是没有条件旅行的。回家的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望了在那里定居并开了印刷店的哥哥，这次见面我们俩尽释前嫌。他热情真诚地招待了我，只是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他总觉得死期将至，希望我在他去世后，照顾他十岁的儿子，将其抚养成人，让儿子开印刷店。我照他的话做了，在侄子自己开业之前，先送到学校学习了几年，这期间由侄子的母亲经营印刷店，直到侄子长大成人。我哥哥的那套铅字已经破损，我便送了一套新的给侄子。我那么早便离哥哥而去，没有尽到徒弟的义务，这套铅字就算是小小的补偿吧！
一七三六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只有四岁。他十分漂亮可爱，是天花要了他的命。我对此悲痛不已，至今活在懊悔与痛苦之中，都怪我没有及时给他接种牛痘，这太令人伤怀了。我提起这件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警醒那些不给孩子接种牛痘的父母，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孩子会因为接种牛痘而死，那么他们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事实证明，不接种牛痘，也会像我一样活在悔恨之中。因此，这两种情况比较起来，还是要选择安全性大的。
我们“君托社”是个十分有益的组织，成员们对此十分满意，因此还会热心地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入会，不过我们社团有规定，团队成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十二人。当初成立社团时，我们就发誓要对外保密，这一点大家都信守不渝。其实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不适宜的人申请入社，因为在这些人中，很可能有的是我们根本无法拒绝的。我就是坚决反对扩招成员的人之一，不过凡事都没有绝对，我想出了一个替代方法，即提出一个书面建议，每个成员可以单独发展一个分会，可以跟“君托社”采用相同的讨论规则，但不能向他的成员泄露与“君托社”的联系。我在建议中指出这个办法的优点，通过发挥我们社团的作用，可以让更多的青年得到提高，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接触和了解各阶层民会的意见，因为“君托社”的成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提出任何讨论题目，这些题目经过分会的讨论后上报到总社。有了这些反馈意见，我们便可以增加事业上的利益，扩大我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我们还可以把社团的主张和看法散播到分社中去，这样可以增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能力。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于是每个成员都各自组织分会去了，但大多数都没有成功，只有五六个分会组织起来了，有的叫“青藤社”，有的叫“联合社”，有的叫“团结社”，等等。这些社团的成立不但对他们自身有益，而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趣的信息和教益。另外，在某些对公众有影响的问题上，他们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作答，这十分符合我们的既定目的。关于这点，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举例说明。
一七三六年，我第一次得到提拔，被选为州议会的秘书，这是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一致通过的。然而到了第二年，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当我再次获得提名时（秘书的任期同议员一样，都为一年），一位新任议员发表了长篇大论来反对我的提名，以便让其他候选人